灵魂自治区

                                             易道禅

　　文坛唱戏，好歹已不分红脸白脸，只图热闹，你方唱罢我登台。才演出了一出神话，又上演一出“传奇”。张爱玲，这个被誉为“仙才”的女作家，曾以一部《倾城之恋》倾倒了上海和香港两地的大片读者，现在一部《色戒》似乎又迷惑了海外和大陆众多张迷的心。沉寂了多年的作品突然之间又红透了整个中国。“张爱玲热”代替了琼瑶热、三毛热。张爱玲善用比喻、象征的笔调战胜了琼瑶、三毛们那种张扬的个性和浮浅的风格。这是当今文坛一个阴冷、晦暗的另类文魔。

　　张爱玲是“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典型作家。她和金庸而今被抬高到与鲁迅并列的地位。我注意到这种现象有许多年了——我发现这种出口转内销产品是十分有趣的。约瑟夫•佛朗克曾经提到过“反射式参照”概念，他说“读者初看起来十分陌生的世界，正如从前的观众看抽象艺术的世界那样。”我不想说明这是否有悖于艺术的真谛，只想提示一句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种特别另类的情感文化现象。

　　《倾城之恋》是登封造极之作吗？否！海外有几个意识形态偏见的评论家吹捧这部小说，连锁影响到内地一些读者的青睐，原本无可厚非。只可惜艺术的审美功能将会自动地评判一切精神世界的派生品。遗憾的是《倾城之恋》并不耐读，包括张的其它一些小说，读完只能产生一种上当的感觉。被人赞誉的所谓“世俗关怀”在小说中完全是虚假的人性体现。柳原在做戏，流苏在表演——整个故事没有大喜大悲，没有刻骨铭心的至爱、撕心裂肺的创痛，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故事中人物必然感情的心路历程；只有流苏那苍白的灵魂在暗暗地祈求——这个怨妇快接近于自我卖身了。艾米莉写情感，有灵魂深层的哭泣；乔治桑写爱欲，有超越生命意义的欢愉。张爱玲不这样，她只写过程，不写心理流程，她让人物在行为和对话中表现。（有人说张的小说心理描写很多，我看不出，恰认为相反，作者代替主人公把心理流程表达了，那是作者的语言而非主人公的思维。实质是，小说中叙述多，议论也多，拙于心理挖掘的技巧）。小说颇像报告文学，据说这就叫张爱玲体。这种文体一时也洛阳纸贵——人生如戏，那些绅士贵妇、遗老遗少们的荒诞生活能引起大众的兴趣，多少说明了受众者素质的畸形或心理的失落。

　　那位大师级的评论家夏志清又说：张爱玲的《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这位老先生喜欢用“最”字捧人，不亚于“文革”中的某类人。凡是逃到海外的或在大陆曾经倒霉的作家，他都会毫不吝惜地抬高到吓人的地位，不将大陆那几个显赫一时的作家踏翻在地决不罢休。反思不是清算，矫枉过正，偏见和极端就会由此产生！我们的现代文学及其作家，由于海峡两岸的分治，造成对文学现象评价的不客观不公允，实在是冷人心肠的）。读了《金锁记》才知道什么叫失望二字。《金锁记》中的七巧让人看了恶心，这个故事本身也让人恶心。倒是《倾城之恋》所透露出的“苍凉”和“哀怨”的信息，虽不使人对人世有所悟性，却也叫人们知道人世间有些所谓的“倾城之恋”原不过是一些苟且之合。

　　张爱玲曾说她从小被视为天才，“加上一点美国式的宣传，也许我会被誉为神童”。现在，又加上一点中国式的宣传，她又成为传奇的仙才。我曾认真地比较过张爱玲和萧红，觉得萧红是在用整个纤弱的生命来写作，用故乡的原始情怀所陶冶的灵性来铺砌她的艺术殿堂。她的《生死场》是演绎一个民族生死命运的戏台，她的《呼兰河传》喻示着人类一种彻底的“世俗关怀”。张爱玲是在用故事矫情为戏，把戏矫情成人生，做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就两位女作家的小说来评判孰高孰低已毫无意义，仅萧红那悲怆的人生经历就是一部真正的传奇，我们说萧红是现代中国文坛上的一个奇才毫不为过。张爱玲呢，确实有点“仙”的味道，单看她那些小说中病态、畸形、颓废、阴毒的人物，就可知道她已非正常人的心态。纵观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比之张爱玲，仅仅缺少灰暗二字，其余的情调没什么两样。设若拿张恨水的通俗言情小说如《金粉世家》、《啼笑因缘》来比较张爱玲的《金锁记》、《半生缘》，则可看出前者实在是这类小说的圣手，后者可谓小巫见大巫。

　　《倾城之恋》也好，《金锁记》也好，将名门望族的遗事来填充人们的精神生活，首先会博得那些老先生们的赞赏，因为那曾是他们接触过的天地。没有大奸大恶、不幸又不争、猥琐卑劣的人物成为一个个故事的中心，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怀旧情结熏陶出来的艺术品行么？同样是女作家，於梨华的意境，林海音的才情，却体现出领悟于人生境界，忠实于艺术良知的本质。

　　里克尔在《文本的模型》中写道：“对于我们，境界是由文学作品所揭开的涉指（refernces）的全体。……对我们而言，这一切文学的涉指：不再是对话所固定涉指的环境（umwelt），而是我们所读的、了解的、喜爱的每一篇文学作品的非固定涉指所投影响的‘世界’（welt）。了解一篇文学，是同时点亮我们自己的情况，或者，可以说是，在我们的情况的叙述句中，加进使我们的‘环境’变成‘境界’的一切意义。”如果还不明白这段话，我就再换一种说法：一篇作品不能“展开”（open up）境界，作品的意义就不能越脱时间而进入超时间的永恒——除了炒作！

　　同样，《色戒》并未揭示人性的真谛，作者却把美好的情欲感受糟蹋在对本民族的暗讽和蔑视中。女人的“阴道”未必是深入情感的钥匙孔，人性也未必是割裂开的“人”与“性”。可正是这种超越“社会人”的“自然人”角色，多多少少迎合了现今大陆部分迷茫受众的精神状态。

　　前段时间海南省有家期刊的总编宣称，他负责的这本刊物绝不刊登周作人、张爱玲之流的文化汉奸们的作品，出言铮铮有声，多少代表了知识界的一点人格良知。但将张爱玲与周作人并列为文化汉奸，我个人以为有失偏颇。张爱玲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女才子。当然，如果在民族的灾难面前，一个文化人总应该体现那么一点气节，至少不为后人所诟病。著名评论家李子云女士这样评论张爱玲：“是在未经清扫的战争废墟之上长出来的一株罂粟花，妖艳炫目却又象征着死亡。”

　　是的，开得艳丽火红的精神鸦片，正慢慢麻醉着我们这个民族畸形的情商，以及良知。

　　　　　　　　　　　　　　　　　　　　　　　　　　　　（本文为文化史学讲座稿，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