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自治区

　　　　　　　　　　　　　　　　　　　　　　易道禅
　　　　　　
　　一个杰出的文学家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无疑是最高的荣誉。全世界不少作家、诗人、戏剧家，甚至哲学家、历史学家，都企盼着能够戴上一顶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特别是中国的文人们，更是梦寐以求，希望这个荣誉总有一天会光临自己头上。真正能够看淡的人很少。

　　其实，已经有一个中国人高行健在2000年就获得了这个殊荣，只是至今不被国人承认罢了。理由是他是以法国籍的身份获得这个奖的，当然不能代表中国人。
　　不承认难道他就不是中国人了吗？1913年泰戈尔、1925年萧伯纳均是以英国人的身份，1969年贝克特是以法国人的身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来不是统统被原籍国承认为本国作家了吗？现在我们看到所有文学史所有教科书上的介绍，泰戈尔是印度诗人、作家，萧伯纳是爱尔兰戏剧家，贝克特是爱尔兰小说家、剧作家。当然，也有双重承认的，比如说萧伯纳是英国戏剧家，贝克特是法国小说家、剧作家，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文学是世界性的，多个国家争抢荣誉不见得是坏事。我相信，若干年后提到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必定是高行健。至于说他是中国作家也好还是法国作家也好，都不紧要，关键的是他就是一个中国人。贝克特获得诺贝尔奖时，爱尔兰这个国家也曾愤怒，说他不用母语写作有辱祖国，直至后来却满怀高度热情接纳贝克特为祖国的骄傲。高行健与贝克特不同的一点是，他用母语汉语写作并得奖。对一名作家来说，重要的不是他的国籍，而是他的创作语言。
 　　　
　　诺贝尔文学奖是那么地高不可及，但是我注意到，却有人对诺贝尔奖的光环不屑一顾，如萧伯纳、贝克特，也有人干脆直言拒绝接受该奖，如萨特、帕斯捷尔纳克。
　　萧伯纳闻悉自己获得诺贝尔奖，惊讶地说：“干嘛要在一个老头子的脖子上系上一个金铃？这件事情我实在有点想不通，我想我之所以获奖是由于我今年没有写出半个字。”他没有去领奖，但斯德哥尔摩还是替他保留着那笔奖金，他让朋友们用那笔高达六千五百英镑的奖金建立了一个英瑞文化基金会，以奖掖和扶持本国的青年作家。他把诺贝尔奖的效应完全用在了帮助文学青年身上。就获得诺贝尔奖的剧作家而言，我个人并不太欣赏萧伯纳的剧本，而是深爱奥尼尔和贝克特的戏剧作品，但萧伯纳对待诺贝尔奖的态度和所作所为还是让我对这个老头子有一份由衷的喜欢。
　　贝克特刚听到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立刻躲到一个荒凉山庄里作隐士而不去领奖，这个行为和以他倡导荒诞文学有着惊人的一致。首先，他不愿为盛名所累，其次，他觉得自己的作品与诺贝尔奖的初衷似乎不挨边，诺贝尔奖是以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为颁奖原则，而贝克特的作品基本上是写人生在凄凉、荒诞的世界里多么短暂和毫无意义。也许他认为诺贝尔奖颁给他本身就是一个荒诞行为？也许他内心里就鄙视这种至高无上的盖棺定论？贝克特有理由嘲笑世界：他的一生是在等待“戈多”，而不是等待诺贝尔文学奖。
　　　　　　　
　　我最欣赏的是另外两位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就读到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作家借小说主人公眼中的“阴沉、饥饿、黑暗的莫斯科”来批评苏联政府的意识形态，使我忽然间有了一种参照物。我为主人公的遭遇而惋惜，也为作家本人的遭遇而落泪。而我在九十年代初期也偷偷读到其时还是禁书的地下出版物长篇小说《古拉格群岛》，不禁在心里为书中那残酷的故事深感震惊，甚至还为作者的命运扼腕长叹面壁悲泣。我至今认为，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应该是一切有良知的文化人所必须阅读的，更是当今中国作家们所必须殷鉴的。后来我陆续又读了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集《待到天晴时》和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小说《癌症楼》，深深体会到我们中国的文学进程有一个断层，就是缺少像俄罗斯赫尔岑《谁之罪？》、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一直到《日瓦戈医生》和《古拉格群岛》这一类逼迫精神灵魂拷问道义力量的天才杰作。
　　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迫于国家意志拒绝了领奖。我猜想，可能从心底来说他们并不抵触诺贝尔奖，但是当一个国家在没有创作自由的机制时，你就只能不自由地发表违心的声明。
　　帕斯捷尔纳克的一生是凄凉而悲壮的，他在被迫拒绝诺贝尔奖的同时，坚持文化操守和道德底线，拒绝苏联政府及苏联作协对他的迫害与摧残。他没有活到平反的那一天，他带走了对人间的眷念，对爱情的眷念，对生命的眷念，就如他塑造的主人公日瓦戈那样成为自己一生悲凉的写照。
　　索尔仁尼琴活到了平反的年代，但生离死别颠沛流离是他命运的主轴，他为此更加珍视自己的人格良知。他拒领诺贝尔奖，也拒领戈尔巴乔夫颁发给他的国家奖，还拒领叶利钦颁发给他的功勋章，面对这样一个不希望荣誉淹没精神世界的老人，我们除了敬仰就是钦佩！我们只能牢牢记住他振聋发聩呼唤的“生命尽头的祈愿”，那是一曲人性绝唱和人类尊严的伟大的灵魂悲歌。
　　　　　　　　　
　　我的目光从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游走到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的二十世纪另外两位文学大师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和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身上。
　　没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也能被举世公认为世界文学大师，甚至其声誉还超过那些获奖者，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但普鲁斯特和乔伊斯无疑最为特殊最具典范。
　　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有七百万字，相信认真读完的人并不多。这部作品布局宏大，意象纷纭，与传统小说的结构背道而驰，完全以心灵追索为主线，以生活与时间的追怀为基调，首创意识流，并将一系列新概念、新技巧引入创作中。普鲁斯特告诉我们，生命的法则是心灵的馈赠，往事是人生命运的解构。读该小说，要有三咏三叹的审美涵养，要有三笑三泣的精神准备，领悟到主人公“我”追寻往日失落的岁月，最后落脚点竟是以文学为生命，我不由得伤感之极。文学的意义和生命的意义在这里重合了，人生的际遇和思想的境界在这里重叠了。
　　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也是一部宏伟巨著，以寓意及意识流的形式颠覆了传统小说的创作手法，成为文学史上一座集美学、哲学、宗教、人性为一体的殿堂。欧洲人说一百个人有十个人读不完这部作品。在这部史诗式小说中，乔伊斯以浓缩的象征思维，揭示了布卢姆的庸人哲学，斯梯芬的虚无精神，莫莉的享乐主义，通过其语言和行为的描述，将他们归之于漂零无依、灵魂无靠的人。该小说被誉为现代社会的百科全书、现代派的圣经，引领了一场文化大潮流，以我漫读后的感想来看，它使我站在了人性和精神的回归线，找到了冲击生命力量的本源。
　　这两部巨著已成为人文和美学的丰碑，它们不能得诺贝尔文学奖，是该奖机构的严重缺憾。但不得奖又如何呢？杰作照样是杰作！
　　　　　　　　
　　中国作家和普鲁斯特、乔伊斯比起来，莫要说得诺贝尔奖不够格，就连文学的真实境界也还没有进入。个中原因我以为是中国根本就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民族气质和文化土壤。我一贯认为，中国作家缺的是视野和勇气，基本上没有站在人类命运高度上的思索和写作。
　　看到普鲁斯特和乔伊斯这样的文学大师都与诺贝尔奖无缘，我们中国的作家们，除了不必遗憾的放下身段，还必须谦卑的想一想自己的作品与诺贝尔奖的真实距离到底有多远？上世纪和本世纪的中国作家谁又能够有资格与普鲁斯特和乔伊斯比肩？
　　如果我们还能认真思索与回味那句“生命尽头的祈愿”的深刻含义，也许从本世纪起，我们还有希望。追逐“生命尽头的祈愿”，是每一个作家的良知，失却这一点，作品再轰动再畅销，终究是在中国这块土壤上自淫的一群文化村夫的盛宴，席终人去风流尽。

　　　　　　　　　　　　　　 　　　　
                        　　　——公元两千零八年元月十七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