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自治区

西藏问题之我见

易道禅

　　正文之前，先讲几个小故事。
　　一、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两位西藏藏族记者被派往上海浦东观光。老记者参观后异常地激动兴奋，连声说：“我们的祖国真伟大，我们的祖国真伟大！”旁边的年轻女记者沉默良久，突然说：“为什么上海搞得这么好，我们西藏却那么落后？不都是一个国家吗？”这说明现在西藏的两代人对同一事物的看法有不小的代沟。
　　二、一位藏族男司机护送一位汉族女记者到阿里采访，在高寒无人区的路途中突遇汽车抛锚。阿里地区温差很大，到了晚上没有等到救援人员，司机把自己的防寒大衣披在女记者身上。第二天天亮，女记者发现司机冻死在驾驶座位上。她放声痛哭、悔恨不已，为什么没有抱住这个男子汉互相取暖？为了人的尊严，他牺牲了生命。从此女记者皈依庙堂。不少人常常看到在青山之颠，有一个女人默默地仰望着长空中飞翔的雄鹰。
　　三、一援藏干部突然猝死在高原缺氧的盘山公路上的越野车中。一个村寨的藏民闻讯展开生死大营救，那场面感人至深。宣传部门觉得有事情可作，派人采访该村寨藏民：你们是被他的援藏精神所感动吗？回答：我们是在抢救自己的女婿。
　　四、藏历七八月，我在拉萨河和雅隆河，分别看到男女老少下河沐浴，或帐篷内谈情说爱，或溪流中相吻亲热。我大惊，逐探究竟。一老藏胞斥责我：你们汉人，污我藏人一年难洗两次澡，为什么你们要这样编排我们呢？历史上我们也从来都是干净整洁的民族。我很内疚，内地关于西藏风俗的一些说法，为什么与现实中的不一样？

　　　　　　　　　　　　从西藏带回挂在我家书壁前的牦牛头骨——藏符

　　西藏事件，突然超越了台湾选举，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在北京奥运即将召开的前夕，它所释放的信息内涵、意义及其教训，都应该引起西藏政策决策者和执行者的高度重视和深度解析。
　　我国政府在阐述民族政策取得伟大胜利时，常常引以为傲的是内蒙古自治区的发展里程，称之为民族政策成功实践的典范。而对于西藏，除了大谈青藏铁路建设，就是大讲宗教如何如何开放，我们有多少援藏干部和援藏项目，等等。强调一件事物超越极限，反倒折射出不那么自信的隐忧。同时我们在谈到达赖喇嘛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是把这个曾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宗教领袖人士贬为暴力策划者，更有进一步上升为恐怖主义者的宣传趋势。这反而把我们自己搞得很被动，因为无论我们怎么大加挞伐，都很难撼动一个自称是非暴力和平主义者的僧侣形象。这就需要我们改变一些容易被误认为是妖魔化的思维方式。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我爱中国的任何一片土地，包括美丽的西藏，但是我希望民族与民族之间能将心比心，换位思考。
　　西藏，不仅有内忧（即藏独问题），还有外忧（即中印领土之争），一不小心就会牵动世界的神经。不用讳言，今后任何时候，中央政府都只能小心翼翼战战兢兢的将其作为国家头等大事，其用心程度绝不会亚于台湾。

　　我先后数次进藏，在那里呆过不少时间，其它藏区也去过不少，比如青海、甘肃黄南、云南迪庆、四川阿坝。根据我的观察和体会，我也谈谈我自己的一些看法。首先的前提是，我真心维护祖国的统一，反对分裂。提出以下看法的目的是仅仅出以善意，希望决策者们改进思维方式，把西藏的问题提升到宪政的高度，这不仅是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和谐，也是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首先我们来看看多年来教科书中的历史观。历史观和民族史在中国是一贯被割裂开来，其重要依据就是以汉民族发展史为中心，其他少数民族都是配角，要么称之为蛮夷要么说成是藩属，只有讲到战争或朝觐、进贡时才无法绕开对其主观的叙述。但任何篇章都是以战胜者的姿态居高临下地对其进行道义上的评述。远的不说，谨以我们经常讴歌的炎黄二帝，假如低调和客观地说就是我们汉族的祖先未尝不可，可偏偏要高调宣传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站在少数民族的角度，他们感觉被嘲弄被羞辱。比如藏族历史传说中的祖先是格萨尔；蒙古族历史传说中的祖先是江格尔。满族、朝鲜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也各有自己的祖先传说版本。西藏每年的雪顿节，各个寺庙的喇嘛们纷纷下山，与市民们或牧民们一起欢庆佳节。主要就是表演他们的祖先传说格萨尔王的故事，藏戏专业演员表演“唐东拉杰”的传说和“阿古顿巴”的故事，一点也和炎黄二帝不挨边。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他们不强调共同的祖先，鼓励各种族自己寻自己的根。我们以汉族思维来定义各民族的历史和风俗，很多时侯，人为地制造了不少民族隔阂和民族矛盾。宣传长城伟大的时侯，伤害的是北方少数民族。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时侯，伤害的是另外的少数民族如哈萨克或柯尔克孜民族。这一类现象不胜枚举，但是没有人正视过。大民族心态从建国那一天起就表现在社会形态的方方面面。
　　西藏喇嘛教，其实是印度教的一个分支进入西藏的变种，四大流派都可以在印度教中找到源流。当内地佛教传入西藏与其一融合，我们就称其为藏传佛教。这有点不伦不类。尼泊尔和印度是佛教发源地和繁衍地，但是他们就不认喇嘛教为佛教。不论是最早的噶当派（显教）、还是后来的宁玛派（来源于密教的红教）、噶举派（白教）、萨迦派（花教）、格鲁派（黄教），都与印度教更接近。元蒙和满清时的统治者都是信仰喇嘛教，只不过也为尊重内地佛教，将其修改为喇嘛佛教。达赖也乐得自称释迦传人，从此就想接过佛教宗师的大旗。这都不关紧要。佛教也好，喇嘛教也好，佛陀观世音也罢，梵天大黑天也罢，都是一种信仰而已。只不过我们在开放宗教自由的同时，完全不应该害怕喇嘛教中透露出更多印度教的信息。再如，内地大乘佛教、小乘佛教和喇嘛教的关系历来不融洽，不是基于民族的关系，而是本来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现在，达赖在世界上以佛教精神领袖自居，在台湾和大陆的佛教大法师们，你们的话语权在哪里呢？
　　大藏区或三区是达赖和流亡藏人的说法，我们平时没有花力气反驳过，也许是很难找到有根据的史料或证据，事到紧急关头才羞答答地出来解释，一点也没有义正词严的自信。其实囿于历史和习俗的原因，民族之间穿插交融地生活，实在是一种生存常态。我们不能心平气和地跟达赖讲这个道理吗？回族人不是也在西藏、新疆、云南、河南、河北都有聚集区域，是不是也来一个大回区？很简单的一个民族迁徙与生聚逻辑，我们的宣传部门居然厘不清，干巴巴地否认大藏区的事实，显得底气不足。一俟达赖提到大藏区，就斩钉截铁地说达赖想藏独，想恢复农奴制。说这话其实也很气短，须知共和国建国那年，达赖才十多岁，一个年纪轻轻的人，可能那时对于制度问题还是稀里糊涂的，莫非西藏世袭了千年的农奴制要由他来负责吗？
　　我国政府对于西藏的经济建设确实花了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就以江泽民时代，各省市对口援藏，那是铁的任务，没有丝毫的怠慢。就以广东、福建支援林芝，天津、重庆支援昌都来说，短短的几年时间，两个小镇规模的小城就变成像模像样的中等城市，更别说北京、江苏支援的拉萨。但是，藏族同胞对此却几乎没有留下很好的印象和口碑。汉藏干部之间比较隔膜，藏人对援藏干部走马灯似的镀金潜规则极为反感：真有对西藏这片土地的爱心，你留下来呀！你来转一圈，回去换一顶高帽子，而我们藏人却永远不能到内地去升迁。这心理的落差，我们汉人是永远体会不到的。
　　这话说得不是没有道理。在宣传援藏干部孔繁森的事迹时，我们也完全不顾忌藏人的感受——你们难道是我们的救世主吗？你们几时宣传过我们藏族干部对西藏发展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所做的贡献？我们的干部应该下基层去打听打听，不切实际的抬高孔繁森引起藏胞多大的逆反心理。这是一次非常失败的宣传计划，它将汉藏关系不自觉的引向对立面。再举一个简单的事例，我党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大体上藏族人只能当县长、专员，不能当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自治区党委书记也永远是汉人当，藏人只能当自治区主席。这就自觉地把党和藏民隔离开了。藏民是一个精神至上的民族，你把信仰权利给他剥夺了，要知道这对藏民心理打击有多大？他们在精神层面上就自然会向达赖喇嘛倾斜！在信仰领域我们不占领制高点，这是我们自己吃自己政策的亏。在新疆、内蒙古和其它少数民族地区也是这样！这难道不是对少数民族的一种傲慢吗？说穿了就是一种民族歧视。
　　如果我们胸襟开阔一些，让达赖回西藏，在承认国家宪法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他愿意领导西藏，就让他干干，从理论和法律上来说，他依然是一个一级行政区的首长。既然达赖强调不独立、高度自治，为什么不可以试一试呢？同是中国人和中国土地，既然香港可以在一中原则之下港人治港，既然台湾只要不独两岸啥都好商量，而一个全民信教的西藏，让它自己折腾自己自己管理自己有什么不可以呢？看看他达赖到底有多少资源、多少资金和多少资本？从西藏天然的物质匮乏和自然条件极为恶劣来看，最后这三资，还不得都向中央政府伸手？那时我们再真正的感化和拥抱藏族同胞我想也不迟。西藏是歌咏中的香巴拉，是梦幻中的伊甸园，但是任何踏入西藏这片高原极地的人都会清醒地意识到，仅仅靠歌咏和梦幻是绝对不能生存的。喇嘛教也得吃饭，政教合一也得生存，达赖就是当了西藏的头，他也不可能把西藏人民领向农奴制。但在外交和国防都掌握在中央政府（达赖自己同意的主张）的情况下，西藏要走向现代化，不靠内地支援，它们会成功吗？我的答案是，不能！既如此，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放心的呢？可是我们的条件是非要达赖留在北京，不在西藏担任公职，说穿了，多少显得我们有些缺乏自信。面对台湾，我们能深明大义，相逢一笑泯恩仇，而面对西藏，我们为什么要走向极端呢？
　　要理解藏民族的精神支撑，就必须深刻了解“藏”的内涵，“藏”跟“佛”字一样，是一个玄奥神秘的符号，是至高无上的境界。阅读和解析这个符号，是摆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面前的一道既美丽又艰难的课题。
　　我深切地爱着西藏的土地和人民，我也深信自古以来汉藏同胞具有血亲和宗姻关系，虽然藏族文化确系自成体系，但历史上汉藏人民你来我往，早已形成同生死共存亡的经济共同体，如果藏人和汉人都能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双方各自谦卑一点退让一步，那么胡锦涛强调的和谐、达赖强调的和平，可以说是双赢共利，而最根本最核心的实质是，整个中华民族就会获得长期甚至永恒安定的大好局面。

　　　　　　　　　　　　　　　　　　　　　　　　　　　　——二零零八年暮春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