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宗教是很痛苦的，因为不少各种形式的信徒将其自身的灵魂托付终身，我唯恐他们受到伤害，那不是我的初衷。但是没有清醒的认识，没有对灵魂的拷问，没有对宗教因素对国民潜移默化的影响有所追问，那不是负责任的态度。

评论宗教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我必须考察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脉络，以及由此铸造的国民性（或民族性）。不能单独割裂佛教或道教，必须和整个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发展状况相联系。

宗教漫弹（一）

首先声明，本人虽叫易道禅，但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我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又是坚定的泛神论者。我只是穷其半生研究宗教以及相关的哲学体系所产生的作用和价值。我与宗教的关系是研究比较的关系，不是教徒的关系，因此站在旁观者和局外人的立场看问题，应该是更加清醒，更加客观和理性。

评论宗教是很痛苦的，因为不少各种方式的信徒将其自身的灵魂托付终身，我唯恐他们受到伤害，那不是我的初衷。但是没有清醒的认识，没有对灵魂的拷问，没有对宗教因素对国民潜移默化的影响有所追问，那不是负责任的态度。

限于篇幅，我重点谈一下基督教（这里是泛称，不是特指），也限于佛教道教是中国人最亲近的宗教，因此我尽量减少笔墨谈到它们，以避免国人的情绪和博友的抵触。我尊重佛教和道教，但不能因此避讳我对这两个宗教的失望和怀疑。而且我以下要谈到的观点并非我的创造发明，很多是我国及海外资深学者专家的见解，我只是借其观点来佐证我的观点。

我的任务是比较参照。因为曾经的专业缘故叫做宗教文化比较学，故此，宗教之间的优劣、何种宗教对人类的贡献最大、文明的价值和人格人性人权的意义是我必须界定的。

中国人常常自吹三大宗教是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就如同自吹四大发明那样，在国际上是个自慰的笑话。

印度人说：世界三大宗教是印度教、基督教、伊斯兰教。

以色列人说：世界三大宗教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

俄罗斯人说：世界三大宗教是东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

恐怕都有点自欺欺人！但以此说明，佛教并非我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

首先，在佛教发源地的印度，它就没有了地位。我们捡起来如获至宝的东西，印度婆罗门教学者奥义·凡狄嘲笑说，亚利安人丢弃的垃圾，影响了中华文明二十个世纪。

至今还影响着落后的国度：蒙古、缅甸、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斯里兰卡、尼泊尔。 

我评论宗教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我必须考察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脉络，以及由此铸造的国民性（或民族性）。不能单独割裂佛教或道教，必须和整个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发展状况相联系。 

先从儒家说起。我不说儒教而说儒家，因为我对孔子个人相当的崇敬而对其后的孟子、董仲舒、朱熹等号称儒教泰斗级人物却不以为然。虽然敬仰孔子，我还是认为他的思想对于中国文明发展的进程仍然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儒家是一个高度尊重现实和传统的人生伦理系统，它不追求来世，也不会有来世与今世的对立。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不探讨我们死后到那里去的问题，他也不关心来世、得救和永生，儒家里面没有一个超越现实世界之上的属神的国度。没有一个永恒的批判者和公义严厉的审判官，没有一个有尊严荣耀的人的形象和美好世界参照系统。孔子觉得我们的生命是祖先传下来的，所以特别抬举祖先，形成了祖先崇拜和所谓的“祖宗之法不可变”。这种2000年来尊重传统，反对变革秩序、反对改造世界的观念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儒家的自我修炼、内圣外王的人生信仰系统也只给士大夫阶层享用，至于社会上占80%的凡夫走卒、商人农民的生活与工作没有信仰上的价值，所以根本上贬低了职业和工商业的意义，这也是老百姓得不到信仰关怀，使中国民间社会巫术迷信、异端邪灵泛滥的原因。中国社会的“官本位”现象是来自于儒家的，即所谓的“学而优则士”。“我”读“四书五经”就是为了当官，商人做到一定程度一定要搞个红顶戴戴，甚至不再经商而去从政。我去沿海一些地方，那些企业家名片写的是县政协、市政协、省政协什么的。官本位思想还在作怪，商人有了钱就买官，不会扩大再生产。这是中国企业无法作大的原因之一。我知道去年一个县长被杀，做县长前，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怎么当的县长我不清楚，但是这个县长职务是买来的确切无疑。在中国历史上，徽商和晋商有很大的区别，徽商是“商而优则士”，晋商是“商而优则仕”。不管怎样的走向，都是儒家思想导致的结果。

儒家对金钱没有赋予超越的、信仰上的意义。儒家一方面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表现出对金钱的藐视，另一方面儒家由于没有超越此世的理想、没有人活着的目的是荣耀上帝这个理念，所以儒家最终将现世中的福、禄、寿与死后的声名不朽，来作为人生的目的。金钱在这里只具有很现实的意义，金钱成为满足个人欲望和自己活得更好的一种手段。所以中国社会真正的状况是“天下熙熙，既为利来；天下攘攘，既为利往”。但这个“利”或者说是金钱没有任何超越性，没有信仰的价值，所以中国古人逐利的劲头是催生不了市场经济的。 

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受诸子百家思想的指导，奋发向上，锐意进取，积极拓展，书写了可歌可泣的辉煌灿烂的历史，涌现了一大批奠定中国数千年文明并影响至今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创造了空前繁荣、强大的古代中华文明。自北魏佛教传入中国，到唐朝后期也即唐朝衰落期形成了一统中国人的思想之后，中国立即坠入颓败，数度反复丧国的境地。统治者为最大限度地维护其统治利用佛教的消极颓废思想，创建了大量封建礼教，对民众实行愚民统治，用佛教麻痹百姓的思想，消磨百姓的进取意识，束搏百姓的行为，扼杀百姓的反抗。从此，中国及中国民众陷入了苦难的深渊无力自拨。

禅宗被认为是外来佛教中的本土派，与道教有一点血缘关系。但细究起来仍然是印度教中一个分支，中国人没有什么可值得炫耀的。禅宗那类幡动不是幡动而是风动，风动不是风动而是心动的所谓竭语，从根本上是用来绕人灵魂心智的，还美其名曰“悟”。沉静下来思量一番，这类悟到底解决了人类精神中的什么呢？所以说佛教中的不少竭语很多是自欺欺人的唯心糊涂语，你得不到生命与行为正确的启示，只在那里一天到晚谜语似的猜度内省，那是把人嵌入茫茫浑朦世界还自以为境界被牵引提升到很高的层次。

中国本土教派是道教，尊崇道家的思想“法天，法地，法人”，其精髓是：顺应自然，其应用的最高境界是：垂拱而治。于佛教几乎同时诞生而受其戒律影响的道教，立即自编一套程序以与外来教派相抗衡。此后两个宗教犹如深山老林中的两帮黑社会团体，互相挑拨争宠皇朝，你来我往大开杀戒，多次血染江湖，成为历史上一对宗派冤家。秦朝的时候，始皇帝烧了除《论语》以外所有儒教的书，几千年背了一个焚书坑儒的骂名，而到了元代，元世祖焚烧了除《道德经》之外所有道教的书，道士几乎满门抄斩，却没见到有任何一篇痛斥皇上老儿的言论存于史上。佛教终于靠邪恶的手段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打那以后，佛教占据了中国所有最好的山林，而道教只残存于穷山恶水之中，所谓的十大洞天福地基本上成了断壁残垣。

纵观佛教、道教等，其实都是宣扬一套离世、逃世修行的人生观。如果你要到山里，会发现山里面很多道观、寺庙，而基督教堂不在深山老林中，基督教堂是在闹市中。这说明基督教是真正积极入世、拯救世人的。

那么，基督信仰积极入世的内涵是什么呢？“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我们必须将信仰实践出来，将上帝的旨意贯彻在地上，也就是一定要将真理贯彻到现实生活中，而不要悬在半空中下不来。另一个对现代社会的成型有根本影响的基督教思想就是加尔伽耳文的预定论。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法国神学家也是宗教改革家伽耳文，是一个在我国被忽视的人物。其实他的思想带领了奠定美国基业的早期清教徒，建立美国的清教徒完全是被他的神学思想引导的。清教徒精神成为美国建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

伽耳文的预定论认为，上帝在创世之先就拣选一部分人为上帝的选民，只有他们才能获得拯救，其他的人命定要下地狱。这样的拣选是上帝主权决定的，任何人类的行为、巫术、圣礼都无法改变上帝的旨意。也就是人的得救完全在于上帝，与人的一切无关。就如《以弗所书》所写的：“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罗马书》上也说：“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召人的主。”

人是否得救完全是上帝预定的，这就排除了人的任何迷信、巫术、圣礼甚至烧香、磕头、献冷猪肉、贿赂神灵等手段，将人的行为排除在外，也将人干预神灵世界的可能性完全排除了，将得救的确据完全地指向了现实的社会中，基督徒的眼光不再盯着圣礼、属灵的世界，或象极端的灵恩派特别关注方言、医治等灵恩，而是将眼光关注在现实世界中。正如《申命记》中所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惟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而凡是上帝的“选民”，他蒙受的恩典就永不会失去，而凡上帝拒绝赐予恩典的人，不但不可能用带着巫术性质的方法获得恩典，而且也没有任何其他方法来得到它。

基督徒必须成为上帝的“工具”，必须用社会生活中的实践来“证实”他是选民，必须踏实作明显的事情。因为除了社会生活以外，其他的一切途径都是我们人所无法干预的，属于“隐秘的事”。那怎么知道自己是得救的呢，一靠坚信，二靠社会生活证明你是上帝的选民，在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事务上见证神的荣耀、找到自己得救的凭据。

预定论使基督徒更加坚信自己是“选民”的一分子，以终身的所有作为来荣耀上帝，只要因信称义、确信自己是得救的，就在凡事上荣耀神，就不会再干一件坏事。而且确信自己是得救的，就要把工作、生活中的每一寸光阴用来荣耀神。如此才能得到被上帝拣选的确证。若他有一丝丝自我怀疑，或在行为上偏离了选民应具的德行，那恰好证明他不够“资格”得救，只能抱怨其命运。如此只能使人类社会的各种事物、行为更加地圣洁。

预定论使基督徒积极地介入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事务，并用这些事务上的符合上帝心意的果效来验证自己基督徒的名分。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们应该尽力在凡事上、在经济、政治、社会活动中荣耀上帝，用上帝之道指导并变革社会中的经济、法律秩序，并在工业、商业、贸易等职业中尽力工作和不断扩大再生产，在增进财富上荣耀上帝，就如清教徒布道家约翰卫斯理所说“尽力挣钱、尽力省钱、尽力捐钱”，把挣钱上升到天职、上升到神圣的责任伦理的境界。为上帝的荣耀尽力挣钱，为上帝律法的缘故尽力省钱，为耶稣的爱和邻人之爱而去捐钱。我们知道，美国最著名的三所大学，哈佛、耶鲁、普林斯顿都是在清教徒捐赠建立的神学院基础上成立起来的，有了捐献，才能有公共事业的发展。所以，把财富当作荣耀神的事物、而非理解为形而下的事物的观念才能促进经济整体发展，才能催成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社会整体的良性发展与进步。

通过天职观与预定论，基督教催生了市场经济的精神，也就是资本主义精神。我们了解了历史，就知道了市场经济的精神根源在哪里，我们就不会舍本逐末被一些乌七杂八、似是而非的观念所误导。 

正如著名学者余英时所言：在西方的基督教，其外在超越的价值系统不仅没有因现代化而崩溃，而且正是现代化的一个极重要的精神源泉。

伽耳文说：“世界就是我们的修道院”，他没有说在阿尔卑斯山上的修道院才是修道院，而是现实的这个世界才是我们真正需要修道的地方，而我们的工作、生活是我们在世界这个修道院中修道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要贯彻在我们在世上的方方面面。正象《哥林多前书》中所说的：“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麽，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基督教以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话语，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挥与其入华传教史本质不同的影响和作用。而且，其普世之爱的教义在中国现代文化、教育、医疗、福利、扶贫等事业中正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它给无情竞争的社会带来了爱心，给弱者抚慰和鼓励，给陷入隔膜的人们创造了一种重新理解与沟通的气氛。这些实践活动虽然影响面还很有限，却已为现代化进程中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相互适应打开了局面，为二者精神层面的对话和交流提供了必要前提，创造了有利条件。

我个人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化氛围中，基督教所引起的不一定是传教意义上的皈依和认信，而可能是中国人对之在思想文化深层次上的体认和领悟。这里，文化重建之理性思考的需求，要大于个人得救之灵性牧养的渴慕。尤其在中国文化知识阶层，这种感觉更为强烈。因此，我们对未来中国教会组织的发展及其信徒在增加不作乐观的预测，但对这种价值、精神文化层面上基督教为中国社会革新、文化重建可能提供的各种创意，以及对中国人在其现代社会发展中理解、诠释基督教的各种新尝试，则有某种预感和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