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自治区

追逐“生命尽头的祈愿”

yidaochan — Thu, 17 January 2008 10:11:55 +0800

如果我们还能认真思索与回味那句“生命尽头的祈愿”的深刻含义，也许从本世纪起，我们还有希望。追逐“生命尽头的祈愿”，是每一个作家的良知，失却这一点，作品再轰动再热畅，终究是一群文化愚氓的盛宴，席终人去风流尽。

　　　　 追逐“生命尽头的祈愿”

　　　　　　　　　　　　　　　　　　　　　　易道禅
　　　　　　
　　一个杰出的文学家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无疑是最高的荣誉。全世界不少作家、诗人、戏剧家，甚至哲学家、历史学家，都企盼着能够戴上一顶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特别是中国的文人们，更是梦寐以求，希望这个荣誉总有一天会光临自己头上。真正能够看淡的人很少。

　　其实，已经有一个中国人高行健在2000年就获得了这个殊荣，只是至今不被国人承认罢了。理由是他是以法国籍的身份获得这个奖的，当然不能代表中国人。
　　不承认难道他就不是中国人了吗？1913年泰戈尔、1925年萧伯纳均是以英国人的身份，1969年贝克特是以法国人的身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来不是统统被原籍国承认为本国作家了吗？现在我们看到所有文学史所有教科书上的介绍，泰戈尔是印度诗人、作家，萧伯纳是爱尔兰戏剧家，贝克特是爱尔兰小说家、剧作家。当然，也有双重承认的，比如说萧伯纳是英国戏剧家，贝克特是法国小说家、剧作家，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文学是世界性的，多个国家争抢荣誉不见得是坏事。我相信，若干年后提到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必定是高行健。至于说他是中国作家也好还是法国作家也好，都不紧要，关键的是他就是一个中国人。贝克特获得诺贝尔奖时，爱尔兰这个国家也曾愤怒，说他不用母语写作有辱祖国，直至后来却满怀高度热情接纳贝克特为祖国的骄傲。高行健与贝克特不同的一点是，他用母语汉语写作并得奖。对一名作家来说，重要的不是他的国籍，而是他的创作语言。
　　　
　　诺贝尔文学奖是那么地高不可及，但是我注意到，却有人对诺贝尔奖的光环不屑一顾，如萧伯纳、贝克特，也有人干脆直言拒绝接受该奖，如萨特、帕斯捷尔纳克。
　　萧伯纳闻悉自己获得诺贝尔奖，惊讶地说：“干嘛要在一个老头子的脖子上系上一个金铃？这件事情我实在有点想不通，我想我之所以获奖是由于我今年没有写出半个字。”他没有去领奖，但斯德哥尔摩还是替他保留着那笔奖金，他让朋友们用那笔高达六千五百英镑的奖金建立了一个英瑞文化基金会，以奖掖和扶持本国的青年作家。他把诺贝尔奖的效应完全用在了帮助文学青年身上。就获得诺贝尔奖的剧作家而言，我个人并不太欣赏萧伯纳的剧本，而是深爱奥尼尔和贝克特的戏剧作品，但萧伯纳对待诺贝尔奖的态度和所作所为还是让我对这个老头子有一份由衷的喜欢。
　　贝克特刚听到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立刻躲到一个荒凉山庄里作隐士而不去领奖，这个行为和以他倡导荒诞文学有着惊人的一致。首先，他不愿为盛名所累，其次，他觉得自己的作品与诺贝尔奖的初衷似乎不挨边，诺贝尔奖是以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为颁奖原则，而贝克特的作品基本上是写人生在凄凉、荒诞的世界里多么短暂和毫无意义。也许他认为诺贝尔奖颁给他本身就是一个荒诞行为？也许他内心里就鄙视这种至高无上的盖棺定论？贝克特有理由嘲笑世界：他的一生是在等待“戈多”，而不是等待诺贝尔文学奖。
　　　　　　　
　　我最欣赏的是另外两位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就读到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作家借小说主人公眼中的“阴沉、饥饿、黑暗的莫斯科”来批评苏联政府的意识形态，使我忽然间有了一种参照物。我为主人公的遭遇而惋惜，也为作家本人的遭遇而落泪。而我在九十年代初期也偷偷读到其时还是禁书的地下出版物长篇小说《古拉格群岛》，不禁在心里为书中那残酷的故事深感震惊，甚至还为作者的命运扼腕长叹面壁悲泣。我至今认为，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应该是一切有良知的文化人所必须阅读的，更是当今中国作家们所必须殷鉴的。后来我陆续又读了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集《待到天晴时》和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小说《癌症楼》，深深体会到我们中国的文学进程有一个断层，就是缺少像俄罗斯赫尔岑《谁之罪？》、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一直到《日瓦戈医生》和《古拉格群岛》这一类逼迫精神灵魂拷问道义力量的天才杰作。
　　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迫于国家意志拒绝了领奖。我猜想，可能从心底来说他们并不抵触诺贝尔奖，但是当一个国家在没有创作自由的机制时，你就只能不自由地发表违心的声明。
　　帕斯捷尔纳克的一生是凄凉而悲壮的，他在被迫拒绝诺贝尔奖的同时，坚持文化操守和道德底线，拒绝苏联政府及苏联作协对他的迫害与摧残。他没有活到平反的那一天，他带走了对人间的眷念，对爱情的眷念，对生命的眷念，就如他塑造的主人公日瓦戈那样成为自己一生悲凉的写照。
　　索尔仁尼琴活到了平反的年代，但生离死别颠沛流离是他命运的主轴，他为此更加珍视自己的人格良知。他拒领诺贝尔奖，也拒领戈尔巴乔夫颁发给他的国家奖，还拒领叶利钦颁发给他的功勋章，面对这样一个不希望荣誉淹没精神世界的老人，我们除了敬仰就是钦佩！我们只能牢牢记住他振聋发聩呼唤的“生命尽头的祈愿”，那是一曲人性绝唱和人类尊严的伟大的灵魂悲歌。
　　　　　　　　　
　　我的目光从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游走到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的二十世纪另外两位文学大师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和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身上。
　　没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也能被举世公认为世界文学大师，甚至其声誉还超过那些获奖者，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但普鲁斯特和乔伊斯无疑最为特殊最具典范。
　　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有七百万字，相信认真读完的人并不多。这部作品布局宏大，意象纷纭，与传统小说的结构背道而驰，完全以心灵追索为主线，以生活与时间的追怀为基调，首创意识流，并将一系列新概念、新技巧引入创作中。普鲁斯特告诉我们，生命的法则是心灵的馈赠，往事是人生命运的解构。读该小说，要有三咏三叹的审美涵养，要有三笑三泣的精神准备，领悟到主人公“我”追寻往日失落的岁月，最后落脚点竟是以文学为生命，我不由得伤感之极。文学的意义和生命的意义在这里重合了，人生的际遇和思想的境界在这里重叠了。
　　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也是一部宏伟巨著，以寓意及意识流的形式颠覆了传统小说的创作手法，成为文学史上一座集美学、哲学、宗教、人性为一体的殿堂。欧洲人说一百个人有十个人读不完这部作品。在这部史诗式小说中，乔伊斯以浓缩的象征思维，揭示了布卢姆的庸人哲学，斯梯芬的虚无精神，莫莉的享乐主义，通过其语言和行为的描述，将他们归之于漂零无依、灵魂无靠的人。该小说被誉为现代社会的百科全书、现代派的圣经，引领了一场文化大潮流，以我漫读后的感想来看，它使我站在了人性和精神的回归线，找到了冲击生命力量的本源。
　　这两部巨著已成为人文和美学的丰碑，它们不能得诺贝尔文学奖，是该奖机构的严重缺憾。但不得奖又如何呢？杰作照样是杰作！
　　　　　　　　
　　中国作家和普鲁斯特、乔伊斯比起来，莫要说得诺贝尔奖不够格，就连文学的真实境界也还没有进入。个中原因我以为是中国根本就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民族气质和文化土壤。我一贯认为，中国作家缺的是视野和勇气，基本上没有站在人类命运高度上的思索和写作。
　　看到普鲁斯特和乔伊斯这样的文学大师都与诺贝尔奖无缘，我们中国的作家们，除了不必遗憾的放下身段，还必须谦卑的想一想自己的作品与诺贝尔奖的真实距离到底有多远？上世纪和本世纪的中国作家谁又能够有资格与普鲁斯特和乔伊斯比肩？
　　如果我们还能认真思索与回味那句“生命尽头的祈愿”的深刻含义，也许从本世纪起，我们还有希望。追逐“生命尽头的祈愿”，是每一个作家的良知，失却这一点，作品再轰动再畅销，终究是在中国这块土壤上自淫的一群文化村夫的盛宴，席终人去风流尽。

　　　　　　　　　　　　　　　　　　
　　　——公元两千零八年元月十七日贴

罂粟飘香一世界——张爱玲和她的欲望小说

yidaochan — Sun, 09 December 2007 13:30:52 +0800

现在一部《色戒》似乎又迷惑了海外和大陆众多张迷的心。沉寂了多年的作品突然之间又红透了整个中国。“张爱玲热”代替了琼瑶热、三毛热。张爱玲善用比喻、象征的笔调战胜了琼瑶、三毛们那种张扬的个性和浮浅的风格。这是当今文坛一个阴冷、晦暗的另类女魔。

《文坛三魔》之三　　　　　　　　　　　

　　　　　　 罂粟飘香一世界

　　　　　　　　　　　　　　 ——张爱玲和她的欲望小说

易道禅

　　文坛唱戏，好歹已不分红脸白脸，只图热闹，你方唱罢我登台。才演出了一出神话，又上演一出“传奇”。张爱玲，这个被誉为“仙才”的女作家，曾以一部《倾城之恋》倾倒了上海和香港两地的大片读者，现在一部《色戒》似乎又迷惑了海外和大陆众多张迷的心。沉寂了多年的作品突然之间又红透了整个中国。“张爱玲热”代替了琼瑶热、三毛热。张爱玲善用比喻、象征的笔调战胜了琼瑶、三毛们那种张扬的个性和浮浅的风格。这是当今文坛一个阴冷、晦暗的另类文魔。

　　张爱玲是“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典型作家。她和金庸而今被抬高到与鲁迅并列的地位。我注意到这种现象有许多年了——我发现这种出口转内销产品是十分有趣的。约瑟夫•佛朗克曾经提到过“反射式参照”概念，他说“读者初看起来十分陌生的世界，正如从前的观众看抽象艺术的世界那样。”我不想说明这是否有悖于艺术的真谛，只想提示一句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种特别另类的情感文化现象。

　　《倾城之恋》是登封造极之作吗？否！海外有几个意识形态偏见的评论家吹捧这部小说，连锁影响到内地一些读者的青睐，原本无可厚非。只可惜艺术的审美功能将会自动地评判一切精神世界的派生品。遗憾的是《倾城之恋》并不耐读，包括张的其它一些小说，读完只能产生一种上当的感觉。被人赞誉的所谓“世俗关怀”在小说中完全是虚假的人性体现。柳原在做戏，流苏在表演——整个故事没有大喜大悲，没有刻骨铭心的至爱、撕心裂肺的创痛，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故事中人物必然感情的心路历程；只有流苏那苍白的灵魂在暗暗地祈求——这个怨妇快接近于自我卖身了。艾米莉写情感，有灵魂深层的哭泣；乔治桑写爱欲，有超越生命意义的欢愉。张爱玲不这样，她只写过程，不写心理流程，她让人物在行为和对话中表现。（有人说张的小说心理描写很多，我看不出，恰认为相反，作者代替主人公把心理流程表达了，那是作者的语言而非主人公的思维。实质是，小说中叙述多，议论也多，拙于心理挖掘的技巧）。小说颇像报告文学，据说这就叫张爱玲体。这种文体一时也洛阳纸贵——人生如戏，那些绅士贵妇、遗老遗少们的荒诞生活能引起大众的兴趣，多少说明了受众者素质的畸形或心理的失落。

　　那位大师级的评论家夏志清又说：张爱玲的《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这位老先生喜欢用“最”字捧人，不亚于“文革”中的某类人。凡是逃到海外的或在大陆曾经倒霉的作家，他都会毫不吝惜地抬高到吓人的地位，不将大陆那几个显赫一时的作家踏翻在地决不罢休。反思不是清算，矫枉过正，偏见和极端就会由此产生！我们的现代文学及其作家，由于海峡两岸的分治，造成对文学现象评价的不客观不公允，实在是冷人心肠的）。读了《金锁记》才知道什么叫失望二字。《金锁记》中的七巧让人看了恶心，这个故事本身也让人恶心。倒是《倾城之恋》所透露出的“苍凉”和“哀怨”的信息，虽不使人对人世有所悟性，却也叫人们知道人世间有些所谓的“倾城之恋”原不过是一些苟且之合。

　　张爱玲曾说她从小被视为天才，“加上一点美国式的宣传，也许我会被誉为神童”。现在，又加上一点中国式的宣传，她又成为传奇的仙才。我曾认真地比较过张爱玲和萧红，觉得萧红是在用整个纤弱的生命来写作，用故乡的原始情怀所陶冶的灵性来铺砌她的艺术殿堂。她的《生死场》是演绎一个民族生死命运的戏台，她的《呼兰河传》喻示着人类一种彻底的“世俗关怀”。张爱玲是在用故事矫情为戏，把戏矫情成人生，做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就两位女作家的小说来评判孰高孰低已毫无意义，仅萧红那悲怆的人生经历就是一部真正的传奇，我们说萧红是现代中国文坛上的一个奇才毫不为过。张爱玲呢，确实有点“仙”的味道，单看她那些小说中病态、畸形、颓废、阴毒的人物，就可知道她已非正常人的心态。纵观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比之张爱玲，仅仅缺少灰暗二字，其余的情调没什么两样。设若拿张恨水的通俗言情小说如《金粉世家》、《啼笑因缘》来比较张爱玲的《金锁记》、《半生缘》，则可看出前者实在是这类小说的圣手，后者可谓小巫见大巫。

　　《倾城之恋》也好，《金锁记》也好，将名门望族的遗事来填充人们的精神生活，首先会博得那些老先生们的赞赏，因为那曾是他们接触过的天地。没有大奸大恶、不幸又不争、猥琐卑劣的人物成为一个个故事的中心，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怀旧情结熏陶出来的艺术品行么？同样是女作家，於梨华的意境，林海音的才情，却体现出领悟于人生境界，忠实于艺术良知的本质。

　　里克尔在《文本的模型》中写道：“对于我们，境界是由文学作品所揭开的涉指（refernces）的全体。……对我们而言，这一切文学的涉指：不再是对话所固定涉指的环境（umwelt），而是我们所读的、了解的、喜爱的每一篇文学作品的非固定涉指所投影响的‘世界’（welt）。了解一篇文学，是同时点亮我们自己的情况，或者，可以说是，在我们的情况的叙述句中，加进使我们的‘环境’变成‘境界’的一切意义。”如果还不明白这段话，我就再换一种说法：一篇作品不能“展开”（open up）境界，作品的意义就不能越脱时间而进入超时间的永恒——除了炒作！

　　同样，《色戒》并未揭示人性的真谛，作者却把美好的情欲感受糟蹋在对本民族的暗讽和蔑视中。女人的“阴道”未必是深入情感的钥匙孔，人性也未必是割裂开的“人”与“性”。可正是这种超越“社会人”的“自然人”角色，多多少少迎合了现今大陆部分迷茫受众的精神状态。

　　前段时间海南省有家期刊的总编宣称，他负责的这本刊物绝不刊登周作人、张爱玲之流的文化汉奸们的作品，出言铮铮有声，多少代表了知识界的一点人格良知。但将张爱玲与周作人并列为文化汉奸，我个人以为有失偏颇。张爱玲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女才子。当然，如果在民族的灾难面前，一个文化人总应该体现那么一点气节，至少不为后人所诟病。著名评论家李子云女士这样评论张爱玲：“是在未经清扫的战争废墟之上长出来的一株罂粟花，妖艳炫目却又象征着死亡。”

　　是的，开得艳丽火红的精神鸦片，正慢慢麻醉着我们这个民族畸形的情商，以及良知。

　　　　　　　　　　　　　　　　　　　　　　　　　　　　（本文为文化史学讲座稿，有删节）

游戏人生的闹剧——琼瑶和她的言情小说

yidaochan — Sat, 08 December 2007 12:50:07 +0800

与金庸武侠小说遥相呼应挺进大陆文坛的琼瑶言情小说，其流行与火爆的程度绝不亚于金庸作品。我将其喻为文坛之第二大“魔”，主要是基于琼瑶作品所带来的“琼瑶旋风”，仿佛美丽的“潘多拉魔盒”，肆虐着我们这个民族的心智和灵魂。或者简言之，一个美丽的幽灵，正徘徊在中华大地的上空。

《文坛三魔》之二　　　　　　　　　　　

　　　　　　　游戏人生的闹剧

　　　　　　　　　　　　　　　　　　　　——琼瑶和她的言情小说

　　　　易道禅

　　公平地说，琼瑶小说编造故事的技巧是相当高明的，而且总能以出奇的情节打动读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港台文化进入内地，开始“改革”大陆的文化品位或文化倾向，那时的人们还刚从几个样板戏和几部黑白战争样板片中回过神来，乍一触及琼瑶这种“感天地、泣鬼神”的言情小说（包括电视剧），无不感受到一种全新的、甚至令人荡气回肠的震撼。豪不夸张地讲，琼瑶小说给了当时的读者群以崭新的视野。这个时候的琼瑶女士正如日中天，给整个大陆文化界带来的是良好的印象（虽然早在台湾就有人严斥其作品为“琼瑶公害”了，但由于大陆特殊的历史背景，因而产生相反的效果）。

　　那时的文化界也正在反“精神污染”，可谁也没有认真思考过琼瑶的作品是否为真正的污染。琼瑶正大红大紫，人们被感动得泪眼朦胧，哪里还看得清琼瑶言情小说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潜在的危害和灾难？那时人们对于“四人帮”禁锢文化的罪行还心有余悸，哪里还敢开展正常的文化批评？我们今天能够说琼瑶小说是鸦片、是毒品，就在于不少有识之士在痛定思痛之后曾大声的呼吁：“不要再危害我们的下一代了！”这样的呼声虽然常常被“琼瑶旋风”刮得悄无声息，但毕竟显示了一种道义和良知。

　　其实，琼瑶自她第一部小说《窗外》出版后，就引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这部描写“师生恋”的作品一发表，就使得琼瑶跟丈夫反目，与父母不和，其父母甚至认为女儿借自己的风流韵事来哗众取宠，赚取名利。连最亲近的人都对她不可理喻，但琼瑶并不思索为什么会如此，反而在以后的作品中变本加厉的大肆描写各种畸形、变态的恋爱，特别是多角恋爱。甚至于写两姐妹爱上同一男子（如《一帘幽梦》中的绿萍、紫凌都喜欢上楚濂）；或是两兄弟爱上同一女子（如《苍天有泪》中云飞、云翔争夺雨凤）。要么是《庭院深深》中含烟、爱琳两个女子抢柏霈文，要么是《水云间》中若鸿、子默两个男子苦恋芊芊。琼瑶把人间万象中的一个情字弄得来神奇又夸张，更赋予惊天动地的奇缘，加之浪漫、感伤、纯情、唯美的风格，让人感慨、叫人悲叹、使人欢喜，偏偏就忘了其中流露出的封建毒素。不论是《烟雨重楼》，还是《烟雨蒙蒙》；不论是《哑妻》，还是《鬼丈夫》，都深深地烙着旧式伦理道德的印迹。它们象千年的僵尸又复活了，如鬼魂一般到处游荡。那些扭曲了的人性，仿佛那九重贞节牌坊下的幽灵，向现世活人索债。还有那些附会的迷信传说，也穿插在才子佳人型感情纠葛的宿命定式中。在这方面，昔日的“鸳鸯蝴蝶派”简直是望尘莫及，虽然其消极颓废的道德观、爱情观是完全一致的。

　　琼瑶女士往往一厢情愿地诠释着她的“爱情演义”，她让少男少女们白日做梦般地期盼着“白雪公主”或“白马王子”的降临；或者干脆不顾一切地去充当爱的天使——就算是第三者也往往是胜利者。琼瑶小说中的爱情至上主义更被一帮琼瑶迷们渲染为“完美人生”的典范。其实这些廉价的童话，在毒化人们心灵的同时，打着的都是高尚的旗号，而故事里的崇高人物，往往违反人类的本性，变得面目易位而不可思议。再看《新月格格》、《梅花烙》、《还珠格格》这一类伪历史作品，读者或观众每每为那些封建皇帝的言行举止而感动嘘吁，也每每为那些公主格格们的善良美丽而心仪神往，但这些皇帝、格格们是真实的吗？所谓艺术上的真实也是谈不上的！琼瑶不愧为一位招魂大师，古往今来的风流过客，她都能在其骸骨里吹嘘进新的生命，使其在世人心目中走一遭，以误导人们的历史观、人生观。琼瑶无意对历史负责，更无心对现实（或读者）负责。她主观上为了神圣的艺术（也许还包含有一些商业因素），客观上却成了僵尸幽灵的贩卖者。

　　琼瑶小说也有一段时期在文化界被弃如蔽履，无人问津，但由于电视媒体的大肆滥播其改编作品，造成“琼瑶旋风”再度甚嚣尘上。譬如《还珠格格》，琼瑶自己也知道是一部拙劣的作品，可她更知道大陆人喜欢看这种低浅、平庸之作，于是炮制了续集、再续集……，我认为电视台也是这种僵尸幽灵的贩卖同谋者。

　　从总体看琼瑶言情小说，虽然处处充满诗情画意，或凄婉而哀楚，或激扬而飘逸，却始终摆脱不了煽情、作秀，浅薄、庸俗的格调。到后来，她的小说越写越成为一种“文化快餐”，越写越成为一种“游戏”、“闹剧”，脱离不了“复印机”的窠臼。正如中杰英先生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琼瑶的作品是一种‘毒品’，她的文学价值不置一提”。在一个个所谓优美故事的内核里，琼瑶已经动摇或超越了中外历史和现实的道德伦理、人性价值，比之那些色情小说更具隐蔽性，也更能销蚀和瓦解人们的意志，扭曲甚至摧残人们的灵魂。对于琼瑶作品的本质而言，这是地道的情殇；对于琼瑶作品的价值而言，却是彻底的文殇。惜哉！痛哉！

　　　　　　　　　　　　　　　　　　　　　　　　　　（本文为文化史学讲座稿，有删节）

媚俗的江湖文化——金庸和他的武侠小说

yidaochan — Fri, 07 December 2007 12:01:22 +0800

在当今中国有三大“魔”，不仅搅得文坛充满了魔法，而且使各阶层各领域的人们多少沾染了一股股魔气。我对“魔”的理解，既是指“魔术师”，又是指“魔鬼”。金庸先生便是这三大“魔”中的魔头。金先生巧施魔法，便从一个“武坛高手”变为文坛高手，成为中国独一无二的双栖“大侠”。

《文坛三魔》之一　　　　　　　　　　　

　　　　　　　媚俗的江湖文化

　　　　　　　　　　　　　　　　——金庸和他的武侠小说

易道禅

　　在当今中国有三大“魔”，不仅搅得文坛充满了魔法，而且使各阶层各领域的人们多少沾染了一股股魔气。我对“魔”的理解，既是指“魔术师”，又是指“魔鬼”。金庸先生便是这三大“魔”中的魔头。金先生巧施魔法，便从一个“武坛高手”变为文坛高手，成为中国独一无二的双栖“大侠”。

　　先前，我对金庸武侠小说持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我认为，虽然武侠小说不是文学的正统或主流，但也并非旁门左道。我想，人们工作之余读读金庸，倒不失为一种休闲娱乐。我那时将金庸武侠小说视为如同英国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法国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之类，别开蹊径独树一帜，自有存在的价值。可是，英国人、法国人虽然很喜爱柯南道尔、凡尔纳，却并没有将他们吹捧为文坛的巨匠，而在中国，金庸已经和鲁迅、老舍们平起平坐了——说句题外话，金迷们爱之弥深、爱屋及乌，竟将其族房兄弟穆旦（查良铮）也重新“发现”出来，抬升为现代杰出大诗人之首位。这个现象当然很滑稽，对穆旦的诗歌，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他至少还是一位很有特色的诗人。褒贬的性质我们不必争论，而问题的核心在于，抬出“二查”，仿佛能比之当年“二周”那般，各领风骚于一隅，这文坛已被“魔幻”到何等地步！

　　言归正题。如今世界文学史上还可以书一笔福尔摩斯和福克这两个人物形象，而金庸小说中哪个人物能进入文学史呢？郭靖？萧峰？令狐冲？韦小宝？这些人能代表中国人的精神境界和人格形象吗？虽然老外们也非常猎奇这类不食人间烟火的东方怪人们，但要他们首肯这类形象，他们一定认为这是对艺术之神缪斯的亵渎！有位西方学者说：“我看了金庸小说，方知道中国人斗勇好战的性格自古有之，那就是‘尚武’。”这是他对中国人的理解，我们能说他有偏见吗？中国人太喜欢欣赏门派之争：刀光剑影、阴谋诡计、拉帮结派、江湖恩怨；中国人太喜欢沉浸于虚幻场景：英雄美人、侠骨柔肠、奇丹妙方、特异功能……如果说金庸小说是成人的童话，那还勉强为金庸小说“高尚的低俗”做个下台阶的注解。不过，金庸迷们“唯乱世出英雄，叹此生非人间”，一个个走火入魔，仿佛“射雕英雄”般而“笑傲江湖”，非让金大侠坐稳了武林盟主的宝座，又硬让其坐上文学大师第四把金交椅，这魔力越来越大，早已超出三界之外了。王一川、孔庆东们浅薄无聊，倒是因为年轻思想幼稚，虽有个博士教授之类头衔，也源于当今文化学术界的低层次水平。但严家炎、冯其庸等老学究们也跟着摇旗呐喊瞎起哄，可见这等人也确是些“至死不悟心智永远长不大的老童生”，让我对这等学者的学术资质及所谓成果表示深深的怀疑。有一个叫陈墨的人甚至说：金庸小说象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那样是伟大的巨著。我相当怀疑这家伙是否读过巴尔扎克或读懂巴尔扎克？此类肉麻的吹捧以及王一川们低劣的排座次，一不小心，把金庸弄成了“神”。“神”和“妖”只是角色转换的区别。我很赞赏陈东林先生将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喻之为“人妖”——大快人心！“人妖”之父当之无愧是金庸。

　　前段时间王朔枪挑金大侠，本来是十分正常的文化批评现象，无奈那帮金庸的拥迷们群情激愤，“唯尊神乃吾祖宗也”，活象哈巴狗将失去主子似的，媚俗到了顶点。王朔说话方式有待提升，但质疑金大侠武侠小说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谁都知道，金庸小说千篇一律，程式化、公式化，许多作品形成怪圈或落入俗套，艺术上并无创新。王朔只是吞吞吐吐说出他的一点感受，就招来一场“痞子”、“流氓”的回报，可见金大侠的社会基础何等非凡。老实说，我现在对金庸小说及其现象深恶痛绝。我认为，一个民族如果被这种“人妖文化”牵着鼻子走，几十年后，当我们回过头来审视这一段滑稽的历史插曲，不知是否感到耻辱，还是痛心？我十分赞成袁良骏先生的大声疾呼：“武侠小说这种陈腐、落后的文艺形式，是早该退出新的文学历史舞台了”。早年鲁迅先生在他的《流氓的变迁》一文中，就对这种“流氓”的“侠文化”表示过蔑视。胡适之先生也曾表达过武侠小说太“下流”的观点。而今，何满子先生痛斥得更加干脆直接：金庸小说及阿谀奉承者简直就是在“作孽”。我还要补充一句：金庸小说的泛滥及电视台的助纣为虐，则是对整整一代人的犯罪。这话说得是否危言耸听，其实很多人都心知肚明。据统计，有八成以上的“法轮功”练习者均为金庸迷。我们说“法轮功”是反人类、反科学的邪教，仔细想想，它的基础源自何方？且不说金庸小说情节虚假，脱离人类生存方式的基本特征，违背历史的本质，违反生活的真实，单看那些半人半妖的尤物们飞来飞去，就会惊异当今人类、当代社会是否蜕化了抑或退步了？

　　我们常说“邪教”一类的东西对中华民族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却反而为金庸的“江湖文化”大唱赞歌，那可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大笑话，是整个民族的悲哀！说到李洪志、张宏堡，目前有不少人为之叫屈，我深感惊愕。我同意最近一位勇敢的斗士汪先生一封公开信上所列出的种种社会弊端，但唯其不赞成他对法轮功的见解。本人曾在西藏聆听一位活佛的评述，他说，李洪志根本不懂“佛法”，张宏堡根本不懂“道法”，那种装神弄鬼欺世盗名的江湖功法是为严肃修行的宗教教义所不允，完全败坏了佛教道教的名声，是现世妖孽。以我亲眼目睹这功那功之乱像，我对活佛的说法深深以为然。具体到群魔乱舞铺天盖地占领中国文化市场的金庸小说和影视剧，我毫不客气地说，它们是文坛影坛上的“法轮功”、“麒麟功”，是“五四”文化精神的“隐形杀手”。当然，我这么说并非是要金庸先生来负这个责任，他有他的创作自由，我们必须尊重。而我以为武侠小说的泛滥和嚣张，这只是我们民族自身的缺陷所造成的，因而，我们太多太多的人都应该自省和反思。

　　新文化启蒙运动的恢复或重建十分艰巨，任重而道远。金庸小说的盛行，已差不多要毁掉“五四”新文化的真髓。看不清这一点，让那些“仙风道骨”的“人妖”们继续作秀，“笑傲江湖”，那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民族，还真是停留在蒙昧幼稚的实质阶段，可笑！可叹！

　　　　　　　　　　　　　　　　　　　　　　　　　　（本文为文化史学讲座稿，有删节）

我看“圆明园”的重建与“秦皇陵”的挖掘

yidaochan — Thu, 25 October 2007 07:30:42 +0800

不知历史者，你就是让圆明园苍凉一千年，它依然不会唤起你心中的民族危机感；同理，不懂人文者，你纵然把秦皇陵掩埋地下一万年，它也绝不会为你的祖国增加一分有价值的文化筹码。
　　　　　　　　　　　　　　　　　　　　

　 我看“圆明园”的重建与“秦皇陵”的挖掘

　　　　　　　　　　　　　　　　　易道禅

　　最近有两个话题，一是圆明园到底要不要重建？二是秦皇陵到底要不要挖掘？
　　对于圆明园，大部分人的意见是，不必重建，保留遗址，不忘国耻，使其成为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对于秦皇陵，大部分人的意见是，不必挖掘，留给子孙一点财富，挖掘了，会成为民族的罪人。
　　我现在是少数派，站在反方的立场，我的观点旗帜鲜明：圆明园，我支持重建！秦皇陵，我支持挖掘！
　　把这么两个风马牛不相干的话题捏拿在一起，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我的问题是，一、对待民族遗产，我们当代人成了鸵鸟吗？二、在利益和文明面前，我们成了二律背反的文化奴隶吗？

　　关于圆明园重建。
　　有一种典型的看法是：圆明园对中国人来说，它是落后腐朽与闭关自守就要挨打、挨烧的悲怆见证。上百年来，它年复一年地警示着华夏儿女，任何时候都要居安思危、励精图治。若说它的残破与荒凉是中国人的屈辱，那么它晾晒的更是曾在此犯下罪恶的侵略者对世界文明的亵渎，耻辱的施行者正是那一群强盗。纪念它最好的办法就是留下伤口，让后人每时每刻去哀痛甚至去舔吮。
　　我于是想——
　　一个人被砍了一刀，我们不用医治他了，就让他血淋淋的在那里号啕痛哭，医好了创伤他可能会忘记这件伤痛？
　　二次世界大战，柏林城被毁于一旦，后人不应该重建它，如果重建，德意志人民会忘却二次大战的残酷和羞辱？
　　一颗原子弹就把广岛市夷为平地，后人也不应该重建广岛，建好了，日本人民会遗忘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毁灭和悲痛？
　　天下最滑稽最可笑的莫过于圆明园重建的争论了。似乎重建了圆明园，中国人民就会彻底忘掉那段屈辱的历史。这种逻辑是极左思潮遗留在当代国人思维中最显著的特征。
　　话又说回来，屈辱的历史能忘则忘吧，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被别人打得屁滚尿流的故事，我们还是少听或者干脆不听。腐朽没落的统治者带来的灾难，为什么要我们后人来承受对它的追怀？不是所有的普通百姓都是历史学家！让大多数人享受一片美丽园林的天地，比一片破烂废墟更具丰富的意义。
　　我们应该昭示的是灿烂的文明和丰厚的民族文化。圆明园从某个角度来讲是中国古代建筑、园林、雕塑、绘画、工艺和美学的集大成者，重建它的价值并非是在爱国和卖国的选题上竖一根标杆，正方在这边，反方在那边。不要把历史过于政治化了，历史有时候很简单，它的功能也就是留给专家去索隐去考古，留给作家去思考去想像，而我们平民百姓，最好能多忘掉一些历史，这样，一个民族也就不会整天哭哭啼啼地忆哭啊诉苦啊：你们的父辈把我家的老房子毁了，你们得赔偿，不仅得赔偿，你们还必须认罪，你们也是罪人！
　　这样一个背负着精神原罪的民族，怎么能够站在世界民族之林远瞩未来？
　　毫无疑问，我赞成重建圆明园！问题在于，怎么建？以什么名义来建？不能用老百姓的钱来建，那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口号，实在是不能再唬人骗人了；也不能用纳税人的钱来建，纳税人的钱更是老百姓的血汗，以老百姓血汗再建圆明园，比圆明园被焚毁时更见腥风血雨。
　　还是让房地产老板捐资修建吧。中国的慈善事业为什么不发达？中国的公益事业为什么不兴旺？一句话，中国人有钱了，心就黑了，为了担心灵魂下地狱，就把大量的金钱用去修缮庙宇、修缮祖坟去了。求神拜佛和磕头作揖的活动，每年花去人民币22个亿，这些钱，每年用一部分来重建圆明园，我想，那是相当地可观，也很有效！
　　当然，如果把它用来兴建农村学校，那就更好！但是如果兴建学校的困难度大于修建圆明园，那么还是再建圆明园好了。
　　建好圆明园是否忘记历史？只要每个人不要忘记广大农村地区还有许许多多孩子不能上学，或上学后因贫困而中途辍学的现实，那么我深信我们也不会忘记圆明园的历史。
　　这个逻辑，不用我来阐述，古希腊哲学家讲过，中国先秦诸子也讲过，难道我们今人竟不如古人了吗？
　　另外，还有一个办法，即在建好的圆明园内设立一个火烧遗址陈列馆，也不会让游人轻易忘却那段悲哀的场景，为什么偏偏要让这么一大片土地荒芜浪费呢？

　　关于秦皇陵挖掘。
　　因用遥感技术证明了秦始皇陵地宫确实存在，近来关于是否挖掘秦皇陵的议论陡然再生激烈。有专家希望早日开挖秦皇陵，被惹得一片骂声！我不噤寒蝉起来，这么多爱国者啊，以保护的名义封杀正常的考古研究活动。
　　反对者一般有两种声音，一种比较唯物，说应该给我们的子孙留一点遗产，现在挖了以后就没有了。这类人把文化内涵当作过日子，是那种典型的传宗接代封妻荫子的代表人物；另一种比较浪漫，说应该给我们后人留一些悬念，现在把历史弄得干干净净了，我们的子孙头脑会苍白、内心会空虚。这类人误以为历史就只有地下才有，还以为历史是可以挖掘得完的，如此，我们煌煌五千年华夏文明发展史就只寄望于秦皇陵来守住最后的幻想底线。
　　试想，埃及的金字塔不挖掘，它的内部结构或个中历史将永远是一个谜。埃及金字塔既挖掘了又修缮了，才得以受到很好的保护，才得以为传播古埃及文明起到最大的催化作用！如果不挖掘不保护，任其毁于大自然的风化侵蚀，那么我们今天可能就看不到完整的胡夫金字塔。
　　试想，意大利的庞贝古城，科学家如果不早日挖掘，不仅是这座古城会被地下环境长期腐蚀泯灭破坏，还使我们今人不能了解到古罗马文明是何等的灿烂辉煌。庞贝古城陆陆续续挖掘有一百多年了，但在一百多年前的那一天，它就注定宣告了为古罗马的历史增添了非常光彩的一页！
　　多在地下埋一天，任何古迹都多一分危险，这个道理，不仅国外有这样的例子，仅以中国长沙马王堆来说，早十年挖掘和晚十年挖掘，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我们现今的技术达不到保护要求，说这个话的人基本上是乱起哄。如果说五十年前我们挖掘定陵地宫，其保护出土文物的技术还不能过关，那么今天完全有条件有能力进行精心的完善的保护。秦皇陵兵马俑二期工程以及三星堆的发掘就是非常好的例证。
　　历史最好的证明是抢先发布古代信息。如果你有很好的证据却不知道如何利用，却反而要埋藏历史，这种心态，不知是畏惧历史还是游戏历史？对于历史的定论，越早阐述越有主动权。比如，你说四大发明中的火药和印刷术是你最早发明的，可是你比人家公布得晚，得到世界承认得晚，有什么用？欧洲所有教科书并不承认火药和印刷术为中国人发明，那原因就是人家先说了，成为先入主见的既定事实，你想纠正也无能为力。历史不是测量山峰河流，任随那个科学家重新测量准确，都可以得到承认。历史是谁先说话谁是大爷！你把历史藏给子孙，人家金字塔早就宣告埃及的六千年历史了，怎么样？比你多一千年，你只好干瞪眼！好吧你修书，你说我们的历史有七千年，那么你得拿出中国的“金字塔”来证明才行啊！
　　那种留给后人的说法更好笑，好像我们现在挖掘了秦皇陵，就必然是和后人断绝了关系，这些遗产就不会留给后人，而是把它毁掉了。在这些人眼中，挖掘就等于毁灭。其实以为埋在地下就万无一失的观点，实在是鼠目寸光。
　　我们既不能抱历史存在主义的态度，也不能抱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挖掘秦皇陵，不是为了那一分悬疑一丝好奇，也不是为了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它既然被确定为千古遗产，确定为历史的组成部分，那么，还原历史吧！继续掩埋它，等到现在日趋恶化的地质环境和地质结构变化等因素造成的不为人知的损害，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负？谁又负担得起呢？

夜赏《西厢记》朝品《牡丹亭》

yidaochan — Tue, 24 April 2007 19:56:17 +0800

有词云：“色胆《西厢记》，艳欲《牡丹亭》；淫巧《金瓶梅》，情伤《红楼梦》”，说的就是这几部作品所谓的表象之事，而其内涵深刻的主题少有人去探究。……还有句话叫做：夜赏《西厢记》，朝品《牡丹亭》。为什么呢？这说的就是夜晚读了好翻墙，白日读了好做梦。翻墙约会，做梦媾欢，就是这两部戏的主眼。

　　　　夜赏《西厢记》朝品《牡丹亭》

　　　　　　　　　　　　　　　　　　　　　　易道禅

　　公元1336年，元代杰出的戏剧家王实甫与世长辞，直至今年整整670周年。公元1616年，明代卓越的戏剧家汤显祖告别人间，至今也整整390周年。

　　王实甫与汤显祖分别为我们奉献了旷代绝世的精品《西厢记》和《牡丹亭》，让不少后世的情种们唏嘘不已惊叹不已。其实不一定非情种才喜爱他们的作品，我以为凡是热爱生活热爱艺术有人性有情怀的人，都极为欣赏这两部优美典雅的杰作。

　　有词云：“色胆《西厢记》，艳欲《牡丹亭》；淫巧《金瓶梅》，情伤《红楼梦》”，说的就是这几部作品所谓的表象之事，而其内涵深刻的主题少有人去探究。

　　《红楼梦》里林黛玉接过宝玉递过来的《西厢记》，“从头看去，越看越爱看”，“看完了书，却只管出神，心内还在默默记诵”，崔莺莺的一句唱词“花落流水红，闲愁万种”让她心神不宁；走过梨香院，又听到墙内传来一阵悠扬婉转的《牡丹亭》戏文：“良辰美景奈何天”、“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不觉心痛神痴，眼中落泪。这是曹雪芹将这两部戏曲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来描述，对于刻画和催化林黛玉的情感世界起了潜移默化、推波助澜的作用。

　　还有句话叫做：夜赏《西厢记》，朝品《牡丹亭》。为什么呢？这说的就是夜晚读了好翻墙，白日读了好做梦。翻墙约会，做梦媾欢，就是这两部戏的主眼。

　　从一开始，《西厢记》因为色情内容就被视为禁书，但是民间太流行屡禁不止反倒成为畅销书。金圣叹将其称作奇书，列为“六才子书”之一，客观上也是一种绝妙的保护手段，非常高明。而《牡丹亭》也因书中有情事乃至云雨的描写而一度被查禁，但奇异的是盗版本和删改本太盛行，无形之中起了保护、流传的作用。

　　两部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一、虽然一是元杂剧，一是明传奇，但都是戏曲，按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戏剧剧本，更准确地说，由于两部戏曲都是以诗行韵白为主体，按西方的文学分类法，《西厢记》和《牡丹亭》就应该属于诗剧，因而广义地说来，王实甫和汤显祖也是杰出的诗人；

　　二、描写的都是青年男女追求个性解放向往爱情自由的动人故事；女主人公崔莺莺和杜丽娘都是美丽多情的少女，男主人公张君瑞和柳梦梅都是品学兼俱的才子；

　　三、都各有一个伶牙俐齿掀风作浪的婢女红娘和春香。红娘智慧勇敢乐于助人的典型意义甚至超越了主人公，成为后世青年们寄托爱情向往的绝世偶像；春香的形象更有特色，她天真聪慧敢作敢为纯正善良的鲜明个性，也是无数后生们甘愿稽首伏拜的典范。据说还有人根据看官和读者的心得，将崔莺莺、杜丽娘和红娘、春香作了比较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崔莺莺、杜丽娘当然是很好的择偶对象，但若要选老婆，最理想最有女人味的却是红娘和春香。

　　说白了，这两部诗剧是中国最早敢于从人性的角度，抛开当时的封建礼教及伦理道德观，巧妙而合理地揭示了人的性爱和生理需求以及感情和欲望的行为过程，它是艺术的，也是思想的结晶。它们不是一般意义上吟风弄月才子佳人式的作品。可惜的是我们的文艺批评家们基本上没有从这个角度思考它们的贡献：《西厢记》和《牡丹亭》肩负着文艺复兴肩负着人格尊严人性价值复兴的使命，如同编撰了《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小说的冯梦龙应该是中国的莫泊桑、契可夫，却没有被抬到理性的高度一样，它们的真实地位都被文艺理论家们扼杀了，大家品味的只是故事和艺术结构，对于它们所阐发的历史意义和明世真理没有引起根本的重视。

　　无论是《西厢记》还是《牡丹亭》，实际上所揭示的是“性”而非“情” 。不错，爱情是以生理欲望为基础的，但王实甫和汤显祖要表达的最终愿望是“性的解放”（不是西方那种“性解放”，而是中国几千年来被压抑妇女争取个性自由、掌握自己命运的渴望和追求）。若要看“情”的深化描写，我以为洪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还更厉害得多，但以塑造封建社会叛逆者的形象出现，前两戏绝对比后两戏要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

　　《西厢记》在前，《牡丹亭》在后，历来争议是否有雷同因袭之嫌。其实不然，两部书虽然人物结构是基本相同的，但故事情节却大相庭径。《西厢记》是写实的，是优美和绚美的，《牡丹亭》是浪漫的，是幻美和凄美的。

　　两部诗剧都各有拥趸，各自说它是最好的。拥护《西厢记》的人说“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西厢记》与《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艺中的双壁”，这明显排除了《牡丹亭》的地位。拥护《牡丹亭》的人说“《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可令前无作者，后鲜来哲，二百年来，一人而已”。两大粉丝集团自说自话各说各好，看来一时分不出个高低上下。

　　其实这两部戏各有千秋，谁也代替不了谁。一是元杂剧的颠峰之作，一是明传奇的压卷之作，若单从戏剧的范畴来看，那句话应该改为：《西厢记》和《牡丹亭》是中国古典戏剧的双壁。还可以更进一步说：《西厢记》和《牡丹亭》是中国古代诗剧的双壁。

　　与王实甫创作《西厢记》的同一时期，在西方有个叫薄伽丘的人，写了一本《十日谈》，成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启蒙者之一。《十日谈》与《西厢记》，是东西方文化中宣扬性爱道德真谛不谋而合的先锋巨制。王实甫有启蒙的实质却没有得到正视，这是中国文艺的大不幸，从他飘泊艰辛的一生来看，他若要再继以启蒙的使命重压自己，他必得被社会摧残而死，果不然，王实甫死得无踪无影，正如同了他所写的“书剑飘零”一书生的最后谶语。

　　汤显祖死的那一年，在西方有一个叫莎士比亚的人，跟他同年去世。莎翁所能影响到整个世界的戏剧文化，汤翁却不能。非是《牡丹亭》不能与莎剧媲美，比如《罗密欧与茱丽叶》，而是我们自己的文化体系不能与当时的欧洲社会相媲美。汤显祖作为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遭受压迫的下层文人，以他关心民生疾苦“以民之欲去留”的思想，以他反抗道德禁锢和官场腐败的行为，他最终只能怀着满腔悲愤躲入自己的空中楼阁，直至生命黯淡的终结。

　　当然，《西厢记》和《牡丹亭》本来都是可以成为中国真正的悲剧作品，却因中国人长期形成的大团圆愿望而结尾，多少使这两部作品削减了它们本身所蕴含的美学意义，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但王实甫和汤显祖毕竟向我们这个民族发出了感情是欲望的性爱的，是悲剧性的过程，如果侥幸还有苍天帮助的话，也许会有喜剧的结局，否则情感的命运必定是悲苦的暗示，这也够了，后人从中可以获得的启示绝不亚于《十日谈》和莎士比亚悲剧。

　　今天，在他们的祭年之际忽然想起要纪念这两位优秀的诗人，这使我明白了一个现象，老外常说我们中国没有诗剧或没有剧诗，那是他们不十分了解中国文学发展史的缘故。古代的中国，正统诗人的地位还算是比较高尚，但是像王实甫汤显祖那样写戏曲的文人，其地位十分低下，几乎和倡优戏子们处于社会的同一底层，他们的影响力自然不能和正统诗人们相比。今天，在他们的祭年之际想起来要纪念这两位优秀的非传统诗人，还使我明白了一个事实，在中国不独有李白杜甫那样的歌行诗人，不独有苏东坡辛弃疾那样以词为诗的诗人，还有以剧为诗的诗人，这中间最杰出最卓越的戏剧诗人当属王实甫和汤显祖。

　　让我们将他们加入伟大诗人的行列，象敬重李白苏轼那样敬重他们，纪念他们！

——根据2006年9月8日演讲稿整理

中国杰出的大诗人竟然是女性

yidaochan — Sat, 21 April 2007 21:24:22 +0800

只要不抱着抵触西方叙事诗的情绪并自我为大的封闭观念，那么我们就应该还陈端生、李桂玉、梁贞怀等杰出女诗人一个公道的地位。中国不仅有蔡文姬、李清照那样写抒情诗的卓越女诗人，也有陈端生、李桂玉、梁贞怀那样写叙事诗的杰出女诗人，这就弥补了中国诗史上最薄弱的一页篇章。

中国杰出的大诗人竟然是女性

　　　　　　　　　　　　　　　　　　　　　　易道禅

　　问题的提出：中国诗歌史上到底有没有史诗？有没有长篇叙事诗？有没有诗体小说？我的答案是：不仅有，而且还是女性作者；不是蔡文姬和李清照那样写点小诗的女诗人，而是陈端生、李桂玉、梁贞怀那样的写了长篇巨制的女性大诗人。
　　一部中国文学史，基本上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史论。仅以诗歌史来说，我们后人所知道的历代大小诗人们多为男诗人。古代的屈原、陶潜、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苏轼、陆游、辛弃疾等，现代的胡适、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冯至、北岛等，均是清一色男性。偶有几个女诗人如蔡文姬、李清照，也被诗评家们以巧妙的论调把她们贬得低人一等（当然是说低男诗人一等）。如对蔡文姬，评家们、史家们不是否定她的力作《胡笳十八拍》的创作权，就是怀疑她的《悲愤诗》也是冒充代作，整个儿剥夺了她的心血结晶，既然她的主要代表作都是假的了，那她还算什么杰出女诗人？又如对李清照，也多是导往风花雪月个人幽怨的情感世界上作明褒暗贬，既然是一个在悠闲生活失意后小女人的悲叹感怀，那自然不能与铁血男儿们的豪迈雄浑相提并论，自然也就算不得一流诗人。在男权观念的社会里，抬出一两个女诗人，不外是点缀一下文人雅士们的风流癖好，算不得真心钦佩。因为历来对于女诗人的论述，基本上都是以其风流韵事作为主旨，而对其诗歌的价值评述往往是从其于主旨之下。
　　一部中国文学史，诗歌多以抒情、以言志为主流方向。屈原的离愁悲愤，李白的慷慨激昂，杜甫的讽时谏世，苏轼的拍栏咏叹，陆游的浩歌寄怀，无一不是抒情、言志的典型代表。欧美学者讥笑中国诗是“小小的方块诗”，“小小感情的图画”，讥笑中国没有史诗，没有长篇叙事诗。他们自豪地要以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弥尔顿长诗《失乐园》、但丁剧诗《神曲》、歌德诗剧《浮士德》、甚至普希金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艾略特哲学宗教冥想组诗《四个四重奏》来对应中国古代的律诗或词令，大有中国历代诗歌属于世界二流诗的实证。他们找不到中国有大部头的诗歌巨著，就断言中国诗歌放在世界文学中属于小菜一碟。从文学类别看也许如此，从美学角度看却未必站得住脚。中国诗歌的意味隽永、境界高远，不是西方一般诗歌所能匹敌的，他们只好拿大部头诗作来唬人。大部头诗作是历史的过客，现在再有人把诗篇拉得如砖头那样厚，我看作者一定是精神失常了。我们可以对《失乐园》、《神曲》、《浮士德》一类诗歌巨著充满敬畏，同时也不排除对屈原、陶潜、李白、苏轼等中国袖珍型诗篇充满敬仰。中西民族性格不同，其艺术审美情趣、文化欣赏品位都不尽然相同，还是各自喜欢自己的东东吧，愿意喜欢对方的也未尝不可。
　　然而，我却发现了中国不仅存在大部头长篇叙事诗，而且还是清一色的女性诗人。这就把上述两个观点一下子给掀翻了。
　　　　　　　　
　　我只举清朝三位杰出的女诗人为例。
　　粱贞怀的《天雨花》、李桂玉的《榴花梦》、陈端生的《再生缘》，形式上一般叫做长篇评弹，是用以弹唱表演的唱本。但是从文体上来划分，终究还是属于韵文诗词，不过篇幅巨大，内容更故事化戏剧化，也即叙事化。把她们归类于长篇叙事诗，我以为是完全正确。我还认为以西方文本要素的叙述手法来划分，这几部作品即使被定性为长篇诗体小说，也是正确的。当然也有学者从恢宏庞大的故事结构来把它们归属为史诗，我认为这个观点也可以成立。也就是说，《天雨花》、《榴花梦》、《再生缘》，说它们是长篇叙事诗，是长篇诗体小说，是史诗，都不为过。
　　三部巨制其实只有第一部我大体看完过，后两部在图书馆里几乎只翻了个大概。诗篇太长我就看不下去，因为我会产生审美疲劳。何况几本书虽然都具有强烈地反封建色彩，反映民间百姓的人权意识，表现女性追求自由平等独立的思想，宣扬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操，及优美的诗歌语言、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但始终还是弥漫着一股儒家陈腐说教的代言，这种程式化的代言会窒息一个读者的阅读兴趣。
　　但我不会因此而否定它们的艺术价值和体现文学功能的社会价值。
　　女诗人粱贞怀的《天雨花》成书于清朝顺治年间，全书共三十回，字数却近70万，大部头得很。梁贞怀是清代第一位弹词女作家，她以绮丽的文辞和动人的故事，使其作品在民间流传很广，影响也很深。有不少文艺家甚至把《天雨花》与《红楼梦》相提并论（限于篇幅，本文不具体介绍作品内容，下同）。有没有这个价值？从它演变成各种戏剧及故事话本广泛流传和受到的好评，就应该知晓这不是夸大其词的谀美之辞。
　　女诗人李桂玉的《榴花梦》成书于清朝道光年间。传她自幼生于陇西，嫁于湘闽，性本幽娴，心耽文墨，博闻多才，长于诗体。这个女子实在了得，她以毕生的精力创作了长篇弹词《榴花梦》，全书达 360卷（未完），最后 3卷由另两位女子续完。全文约480万字，是中国目前所见到的长诗或叙事文学中篇幅最长的一种。据介绍，“全书采用明白流畅的通行文语，不夹杂方言俚语。文笔活泼秀丽，韵如环扣，节律相称，是中国近代弹词中的名著”。
女诗人陈端生的《再生缘》成书于清朝乾隆年间。全书20卷，共60万字。书未完人即亡，由另一女诗人续成。据悉陈端生集才子、佳人于一身，聪明博学，勤奋刻苦，毕一生心血创作《再生缘》。后人将其改编为《孟丽君》风靡全国，以致读者和观众很难知道它的原作者是谁。《再生缘》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和思想成就，还得到了陈寅恪、郭沫若两位大家的首肯。陈寅恪甚至认为《再生缘》可以与古希腊和印度史诗相媲美。
　　　　　　　　　　　　　　　　　
　　郑振铎将弹词称之为“妇女的文学”。这些弹词诗篇，诗句高雅、文辞优美，多是以七字句的韵文或是七言排律的语言形式写就的一部部长篇叙事诗。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作者都是满腹锦绣才貌双全的年轻小女子，都是身世复杂坎坷，感怀自己命运，感怀家国不幸的红颜薄命女。
　　“妇女的文学”在中国儒家士大夫观念下，自然登不上大雅之堂。而中国历代文人历来只重视诗歌的主观抒情，对客观叙事常常以鄙夷的眼光看待，因而叙事诗人很难得到正统文化社会的认可，何况写作这些长篇巨制的竟然是清一色女性，那就更对不起，只能归之于街头艺人的末流伎艺。如果在西方，陈端生、李桂玉、梁贞怀等早就被奉为伟大的女诗人了。再说西方的史诗或叙事诗，在发展的源头上不也是说唱形式吗？如果我们不用将《天雨花》、《榴花梦》、《再生缘》等拿来当作弹词演唱，仅仅以案头文学来看待，它们还是弹词吗？我们只能把它们划归为长诗、叙事诗。（说实话就是连西方也没有出现类似杰出的女性叙事诗人。如有，那还不被吹捧成女荷马、女但丁吗？）
　　谁还能说中国古代没有诗歌巨著？只要不抱着性别歧视的幽暗心态，只要不抱着抵触西方叙事诗的情绪并自我为大的封闭观念，那么我们就应该还陈端生、李桂玉、梁贞怀等杰出女诗人一个公道的地位。中国不仅有蔡文姬、李清照那样写抒情诗的卓越女诗人，也有陈端生、李桂玉、梁贞怀那样写叙事诗的杰出女诗人，这就弥补了中国诗史上最薄弱的一页篇章。
　　　　　　　　　　　　　　

　　　　　　　　　　　　　　　　　　　　　　　　　　　　　　　(根据我的一篇演讲稿整理)

人文化成天下

yidaochan — Thu, 30 November 2006 13:16:58 +0800

文化的含义又不仅仅是教育、科技和文艺，它应该还有更广泛的内容，包括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道德意识、法律机制以及社会制度等等。《易经》说：“关乎天文，观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最早提出了人文的概念，人文化成天下，即文化。

人文化成天下

易道禅

　　文化的内涵，应该包含人类的一切文明活动和成果。有时候细细地一想，一些现代文明国家的政府机构，没有专门设立准文化部之类的行政部门，似乎还有些道理。我以为，文化中最重要的不外乎四大块：教育、科技、文学和艺术。可是，我们国家有专门的教育部和科技部——不过在这之外却有文化部。也就是说，在中国，文化的范畴似乎不能管辖到教育和科技了。那么，这个文化部不管教育不管科技它管什么呢？思来想去，大约就是专管文学和艺术吧，捎带管一管思想（不能全管，因为还有一个中宣部）。

　　但是，文化的含义又不仅仅是教育、科技和文艺，它应该还有更广泛的内容，包括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道德意识、法律机制以及社会制度等等。《易经》说：“关乎天文，观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最早提出了人文的概念，人文化成天下，即文化。

　　无论是语言导致的文化差异还是地域导致的文化区别，那些千奇百态的各类不同的民族文化乃至所谓企业文化、社区文化甚或网络文化，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观乎人文”，以人群的角度逐渐向人类的视野靠拢。我在这里强调的人类视野，不外乎是指代表大多数人们的价值观。价值观是文化的最高表现，它决定和制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整体素质趋向整体精神风貌整体思辨水平整体创造能力。

　　有位美国学者曾经说到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文化，它胜过基督教文化胜过伊斯兰文化，它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一可以聚敛民心、和谐社会；二可以扩大疆土、统伏万邦。我初听不明白这是在夸赞呢还是在讽刺，也不明白中庸了，为何社会就和谐了，疆土就扩大了？后来一不小心看了看中国历史，便看出点蹊跷。大家想想，我们常说中国自古以来地大物博，这自古到底有多古？九成九是个虚数，而且是很心虚的数。其实号称泱泱中华的中原古国过去真正属于自己的地盘并非很大，不过呢由于打不过人家，蒙古人进来了，我们谦恭地退让，中庸了一回，结果蒙古人奉送的厚礼除了本民族成为中华大家庭的一员，还有他们的辽阔的土地——请记住，他们的土地不是我们掠夺过来的，而是他们偏要用武力作交易，我们只是回敬了中庸的力量，结局是人和地统统“化成天下”；满洲人进来了，我们谦恭的退让，又中庸了一回，结果满洲人奉送的厚礼一是他们自己的归顺，二是他们广袤的土地——也请记住，他们的土地不是我们掠夺过来的，而是我们再次以中庸的力量回敬了武力的征服，结局依然是人和地统统的“化成天下”。西藏、新疆与我们的关系莫不如此，要么以和亲的谋略要么以封属的手段，总之这中庸的效果真是出奇制胜，要不何以叫中国？原来有此一说。比之俄罗斯和美利坚依靠强大武力强占地盘使其国土变大，中国的广大领土之变易，实在是一个奇例。

　　再看看我们现在的外交，更是中庸得厉害，我们把韬光养晦当作法宝，说它是强国之路，其实两千多年了，这一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使然。不当出头鸟和不作缩头乌龟这一矛盾复合体在外人看来简直就是中华文化的二元符号。这使他们看不透我们摸不透我们，当然，也导致我们看不透他们摸不透他们。于是乎大家都中庸了。

　　文化的符号现在是更加宽泛，现在动辄大讲民主和全球意识，还有环保意识。我想如果这要纳入文化的范畴，多半要令许多人不快。中庸是价值观，民主也是价值观，看你怎样取舍，或者怎样再“中庸”一回。我到有个绝妙的想法，西方社会老是追究咱们政府为何不实行多党制，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民主的体现，我们何不也来一个“多党制”呢？想当年日本自民党一党独坐江山的时候，没有谁说他们不是民主制，原因为何？乃是因为这自民党派系多多，可以互相制衡轮番执政，虽是一党天下，可是西方人认为这也是多党制。我的想法是，无论是美国法国的共和制还是英国日本的君主立宪制，他们纵然是多党制，然而在他们的宪法里还是明确规定国家只能实行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上就已经定了调。这到底是不是信仰自由呢我们姑且不论，难道我们不可以施行拿来主义吗？我们国家也可以把共产党分为两个派别，或者干脆分为两个党，互相制约互相制衡，前提是在宪法上明确规定，国家只能实行社会主义。这样，既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又实行了多党制。你老美是两党制，咱也是两党制啊。一个国家两个共产主义理想的政党：一个叫“中国共产党”，另一个可以叫“中国和谐党”（也可以取更加符合实际内涵的名称），两党在同一面旗帜下（正如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同在一个价值观屋檐下）互相监督和谐竞争，难道这不能叫做民主政体的进步吗？两个同一价值观的政党轮流执政，谁的竞选纲领更符合时代，谁的主张更受老百姓欢迎，谁就执政一届，另一个党则韬光养晦“中庸”一届。你欧美实行的是资本主义两党制，我中华实行的是社会主义两党制。这样既赌注了西方那些要求我们实行多党制政客的嘴，也确实会促进我们的政治体制更加民主化。我猜想这样做，会让老美气个半死，还打不出半个喷嚏。

　　说到文化的现代意识，还有一个最容易被忽视的环节，那就是环境保护的问题。环境保护意识实际上是文化习性中最能显示民族个性和民族素质的文化境界。一个民族的文化习性，往往从环境中滋生。这个环境，并非单纯指自然的生存环境，它还包括一个人所受的教育环境和发展环境。我们讲到保护环境，只想到的是生存环境，而导致我们生存环境变得恶劣的教化环境——几千年来滋生在中国民族骨髓和和民族血液中的中庸秉性，却从未引起我们严肃的思考。前段时间看了中央电视台播放的一个科学家讲他们和外国科学家联合考察广西乐业天坑时的探险情况，当他讲完整个过程，末了不忘津津乐道地附加讲了一件小事，当所有的中国科学家先行撤离了天坑，留下来的几位外国科学家竟然默默无声地捡拾那些科学家丢在天坑里的纸屑、塑料袋等垃圾。这位科学家讲的时候只把它当作一个插曲佚事来讲，没有一点内疚意识和反省精神，一句自我批评的话都没有。我不禁大惊失色，他在讲这件事的时候，注重的是科学探险精神和描述整个事件历程，可是这其中所蕴涵的道德文化差异和环保意识水准，犹如锥子刺进了我的心脏。这些科学家留过洋，接受过西方现代文明的洗礼，按说应该如同那几位外国科学家的行为一样除了科学工作以外，还应该有道德和义务的精神。想不出所以然，结论是这些科学家回到故土就复苏了民族天然的秉性。

　　再看去年报载十一黄金周第二天，新疆南山旅游景区出现八十多名韩国游客集体捡垃圾的场面，其中包括三十多名儿童。韩国老外们捡垃圾的举动引起巨大反响，甚至连哈韩族们也深感难堪。新华社就此事发表题为《韩国游客集体捡垃圾提醒我们什么》的评论，评论称此事提醒我们，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树立环保意识，讲求公德，提高公共资源的管理水平。然而，媒体把这件事看得过于简单了，这样的事二十几年来层出不穷，从未断绝过。这不仅是环保意识，而是在我们国民的教化环境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链断了——我们习惯于稳座泰山钓鱼台，我们习惯于不出头，我们习惯于等待别人来收拾残局，我们习惯于洁身自好修身养性，我们习惯于随大流尔后急流勇退，我们习惯于平和安详礼让谦恭……

　　其实环境保护意识是当代全球意识中不可或缺的新新文化，同时它还是一门道义和素质竞争的文化，那种中庸的精神，那里能够与世界同步呢？

　　抓好人文环境的重建工作刻不容缓，不要让文化的内涵被撕裂了，中庸思想的净空还只剩下一片废墟。

　　　　　　　　　　　　　　　　　　　　　　　　　　　　　　　　　　　　　　　　　　　　　　　　　　　——原发新加坡2005年11月18日《联合早报》

转接姐妹篇《文化比较漫谈》

　　　　　　　　　　　　　　
（注：本帖及评论转自精英博客）

评论：

易道禅发表于　 2006-12-01 09:58:56　IP:211.158.67.*

放上《文化漫谈》的姊妹篇，然后听取意见～

夏振平发表于　 2006-12-01 09:59:55　IP:219.144.188.*

这篇文章早已在网上拜读，受益

哦！此次小有改动～

于向真发表于　 2006-12-01 10:19:22　IP:125.96.67.*

非常好的文章，还想读一遍，耐人寻味。
联想起我老爸生前（明天是他老人家过世三周年，明天这个时候，我和家人会到八宝山为他祭扫）有一次和我聊天，说起我们全家人都特别崇敬的周恩来总理，我说“有人说周总理几乎就是一个完美的人，只有一个缺点就是中庸。我可不认为他是中庸，那是他特别善于协调各种复杂关系。”我老爸说“不必把中庸看成坏东西，认为这样说就带贬损之意。其实中庸之道恰恰是中华民族历来推崇的优秀素养，也是一份宝贵的文化传统……”
谢谢您让我看到这么好的文章，并缅怀一下我那位耿直善良的好父亲。谢谢！

也谢谢于老师的关注和赞赏～

魏洲平发表于　 2006-12-01 15:13:03　IP:222.129.89.*

谈文化的经典之作。严重支持，为学必读！

魏老师好！经典称不上，有些主见而已。感谢支持～

孟繁佳发表于　 2006-12-01 15:16:44　IP:61.51.162.*

不错，又是一篇经典之作。对于文化的现代思考看来道禅兄以出入道与禅的境界。

我倒觉得，中庸不是救国之道，是治国的规范。中国人的柔克刚（抑或中庸平天下）是通过几千年的征伐与和平才得出来的结论。是否放之四海皆准，我并不敢说。但如今世界的两极化越来越成为被孤立的政治了。美国的强大在于刚，刚过必折的道理他们现在也越来越清楚了。就如现今的核讹诈，有核与无核国家的待遇必定不同。这就是伊拉克与伊朗巴基斯坦朝鲜的对比，前者是讹诈，美国当然清楚它无核诈有核，打他没商量。后者是有核说民用，美国也清楚，王八咬刺猬。

中庸讲的并不是完全让人走一条笔直的道。而是一条极左了要回到中，右倾了也要回到中的规范。它讲究的是柔不能无刚之柔，刚不能无韧之刚。刚与柔并进才是真正的中庸之道。五经之一的易经早已阐明阴阳是需要调和，阴中带阳，阳中有阴才是生存的道理。

只看到柔的中庸已经偏离了中庸，只看到刚硬的中庸，也只看到中庸的另一个侧面。

对于现今社会的概貌，用中庸治国，用礼记治人，用大学治心，用诗经治性，如此正身正德正礼的治家治国之道，环保和党伐之争已是下下策了。

呵呵，预祝冬假愉快，早些回来，大旗没有道禅不热闹。

呵呵，对于中庸有各自不同的理解～放个小假，还会回来扛一杆大旗滴，嘿！

若木发表于　 2006-12-01 15:49:23　IP:59.37.190.*

谨祝道禅身体健康，假期愉快。

哈哈，误会了，我是给心情放一个假，让大脑吸收新氧～不过还是要谢谢的！

杨琇评发表于　 2006-12-02 09:50:39　IP:61.184.253.*

西方的阳刚和霸权,东方中国柔中带刚的中庸,我总认为与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哪怕开放后东西方文化融合,中国也不可能完全丧失民族性格特征的延续.
难免存在,西方人追求个性解放,以特色为美!
中国大多数人活在社会传统规范之内,对比也好,类比也好,逃不过社会誉论的压力
世界大同,也还是各有所长吧!

钱玉贵发表于　 2006-12-02 10:28:38　IP:218.23.52.*

易兄的文章总是独辟蹊径，观点鲜明，气势凌厉，其中的‘多党制’‘两党’之论尤其耐人寻味。

现代女巫发表于　 2006-12-02 13:17:33　IP:60.164.60.*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春秋。”儒释道各倡其道，出世也罢，入世也好，最高境界都是遥不可及地幻想，倒不如听听易博主的音乐，品品易先生的乱弹，侃侃人生的臆想，还有支离破碎的爱情。(＾0＾)

赵耀卿发表于　 2006-12-03 08:27:22　IP:219.146.196.*

由理论到现实，写得好！乱弹得好。

夏河年发表于　 2006-12-03 18:12:52　IP:218.95.88.*

　　可以考虑将执政党按姓氏笔画数的奇偶分成两派。

细叶斋主发表于　 2006-12-03 18:59:27　IP:222.248.144.*

将环境保护意识纳入大文化范畴,有新意,说穿了还是国民素质问题,文化是国民素质的基石--偶的乱弹.

祝明华发表于　 2006-12-03 21:05:06　IP:221.204.138.*

好好！你老兄的两党制真能把老美气死。

伍杰发表于　 2006-12-04 13:35:07　IP:60.194.204.*

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两党制——非常好的创意，希望有关部门重视！

舟摇3 发表于　 2006-12-04 15:27:54　IP:219.145.15.*

嘿嘿，头一次看到中庸原来还可以这样解读，笑～

提起中庸，想起老早前一个网友，网名儿叫“中庸界代表”，事事都要以中庸的理论去解释，后来有朋友玩笑，“你且问他是男是女，看他如何中庸”，这位代表回复“男为阳，女为阴，阴阳结合而得子，是为中庸”，嘿嘿～

刘沄发表于　 2006-12-04 17:57:17　IP:219.131.32.*

呵呵，真隐居了？
这次我老实点，不乱弹了。

悒欣发表于　 2006-12-04 17:59:30　IP:61.168.193.*

先生在这里，来一次不易，问好!1

周文发表于　 2006-12-06 04:55:42　IP:218.249.92.*

中华文化确实是很厉害的文化，孙中山那套没玩儿几年就结束了。

王强发表于　 2006-12-06 07:53:59　IP:60.20.17.*

中国文化确实厉害，所以八年抗战，如果再打下去，最终的结局就是我们的版图上又多了一个“东瀛省”。

张建湘发表于　 2006-12-06 22:36:24　IP:219.72.111.*

嘿,道禅很激进也!
另:这博克的背景音乐是什么曲子啊?我怎么一听总是感觉得优美与忧伤共存也!

俞梓炜发表于　 2006-12-07 20:36:00　IP:222.93.128.*

一个国家两个共产主义理想的政党：一个叫“中国共产党”，另一个可以叫“中国和谐党”?易博主幽默了，我党这么英明，怎么能这么大张旗鼓地干窝里斗的事情呢？呵呵，易博主此文有乌托邦的迹象。

袁夏发表于　 2006-12-07 22:35:38　IP:219.135.47.*

拜读了！精彩！